劉墉作爲乾隆、嘉慶朝的重臣，給人一直都是剛正不阿、清正廉明的正面形象，特別是和紀曉嵐聯手智鬥和珅、詼諧“調戲”乾隆帝，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麼歷史上的劉墉果真如此嗎?
中國讀書人自古以來便從儒家經典中吸吮着中華民族優秀的精神營養，這些被稱爲“士”的讀書人又源源不斷地補充到官僚隊伍中去，因此，這些人的氣節如何，直接關係到封建統治集團的整體素質，從而影響到國家的治亂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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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社會中，真正能做到爲民請命的封建官吏，實在是少之又少。劉墉早年以清官的形象，一直聲聞天下，《劉文清軼事》中記載：“劉文清任外吏時，清勤剛正，一時有閻羅包老之稱”，而自從進入中央機構後，卻來了個一般八十度的大轉彎，變得圓滑世故。
實際上，當時的許多大臣也大多和劉墉一樣無所作爲。如劉墉的好友、協辦大學士朱珪也採取的是滑稽自容，朱珪晚年喜歡經常閉目養神。門生故吏來看他，他總是倚靠着桌子坐着，用柺杖支撐着腦袋，他與人談話也不睜眼睛，說話喜歡詼諧。
像劉墉、朱珪這種處事方式在當時不是個別現象，其出現自然有一定的社會背景。
由於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在雍正乾隆年間極端強化，臣下追求令名的思想也大受打擊。雍正帝就擔心官僚沽名釣譽，不能實心實意爲自己效力，所以公開反對官僚好名。他曾經訓誡臣下說：“爲臣不惟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與利，雖清濁不同，總是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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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到了乾隆朝更是進一步深化，乾隆帝對臣僚的好名習氣防範超過雍正帝。在他看來，臣僚好名即有礙與朝廷吏治，也不利於維護專制權威，所以他對習染者每每嚴辭訓誡，甚至不惜大開殺戒，
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帝警告陝西巡撫陳宏謀說：“嗣後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飾，仍沽名邀譽之惡習，必不能逃朕洞鑑，思再邀寬典也。”
然而，好名作爲士大夫的一種歷史傳統，源遠流長，很難在短時間內整飭見效，乾隆帝因此闡發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即本朝無名臣。他說：朕以爲本朝綱紀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爲什麼?因爲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這也是國家的社稷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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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本朝無名臣”之說，從理論上斷絕了士大夫“名垂青史”的人生理想，暴露出其十足的壟斷榮譽，獨裁天下的專制心態。
出身清官、名相之後的劉墉，對名的追求本應該比別人更強烈，但在乾隆極端專制君主意志支配下，也不得不收起自己的名心。這就是劉墉個性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他長期受乾隆帝寵愛的原因。
“伴君如伴虎”，君臣間的相處需要一點藝術，劉墉可謂深得此道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