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輿論都將劉斐、郭汝瑰視爲決定勝敗的重要“紅色特工”
國共內戰在1949年，以共產黨的勝利、國民黨的失敗告終。對於這個戰爭結果，兩岸政治家、史學家都進行過很多探討，中共特工的潛伏常常被認爲是國民黨軍事潰敗的一大原因。
郭汝瑰畢業於黃埔軍校，早年曾加入中共。他歷任國民政府國防部作戰廳廳長、國軍第22兵團司令等職。1945年通過地下黨任廉儒重新與中共取得聯繫，多次爲解放軍提供重要情報。1949年，郭汝瑰在宜賓率部起義。劉斐出身桂系，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作戰廳廳長、軍令部次長等職，有人認爲他在此期間，爲中共提供了大量情報。劉斐後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水利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
1992 年，臺灣《湖南文獻》發表《讀“郭汝瑰回憶錄”有感》，“衆所周知，郭汝瑰和劉斐，是我們在大陸戡亂軍事挫敗的兩個關鍵人物。”“他們在國軍中工作，都在二十多年以上，居然未能發現其行跡的破綻，這是自己的組織不夠嚴密。”然而作者沒能舉出劉、郭出賣情報的具體例子。
軍統中將文強是郭汝瑰在黃埔前後期的同學，他回憶，“1959年，全國戰犯三百餘人集中北京，每每分組討論，或專題研究時，幾乎一致將國民軍的失敗，歸罪於內部出了兩大叛徒，一個是蔣介石身邊的參謀次長劉斐，另一個是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他們的發言幾乎都是痛罵這麼兩個中將，是中共打入作戰統帥部的匪特。”
在大陸方面，還沒有專門文章論說劉斐爲中共特工，但關於郭汝瑰的文章已有不少，這些文章大都稱郭爲“最大共諜”、“超級臥底”之類。如《黨史文苑》發表的一篇文章評論郭汝瑰，“正因爲他，蔣介石精心炮製的許多絕密作戰計劃，常常是還沒有付諸實施，就已到了延安總部;也因爲他，蔣介石在大陸經營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鞏固西南以負隅頑抗的計劃付之東流……”郭汝瑰的作爲彷彿影響到了內戰全局。
郭汝瑰所提供的幫助，不足以造成國軍的大潰敗
郭汝瑰曾被臺灣方面視爲丟失大陸的“罪魁禍首”，但事實上，一方面郭汝瑰爲中共提供的情報不多，另一方面郭汝瑰沒有太多機會干涉國軍部署。
1、郭汝瑰在淮海戰役期間傳遞出的9份絕密文件，沒能送達解放軍之手
有文章說，郭汝瑰曾和任廉儒接觸百餘次，且曾影響孟良崮戰役的結局，但這些都沒有一手材料予以證實。郭汝瑰傳遞情報，可確信的有兩次。第一次是爲中共方面提供絕密的《國軍戰鬥序列》(據說只打印了13份)。任廉儒的妻子羅瑩澄回憶，“在一九四五年下半年，郭曾通過廉儒同志與董老會面，地點是重慶市青年路。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六年初，郭又與董老會見，還有薛子正同志一道。兩次我都擔任過放哨。由於他們會見都是很機密的，當時我不好向廉儒打聽。解放後，廉儒才向我透露，郭與董老會見是交出了國民黨的軍事機密(可能是戰鬥序列表等)。
另一個是1947年11月，郭汝瑰任國防部第三廳廳長後，曾將《國軍整編情況》、《國軍重點進攻山東計劃》和《1948年12月江防計劃及國軍京滬地區江防防備圖》等9份絕密文件交給中共。
以工礦銀行員工身份爲掩護，實際上是民革成員、中共特工的樑佐華，他“和任廉儒早在二十年代後期就在黨內工作，都受羅世文領導”，也參與了對郭汝瑰的聯絡。他回憶，一次“高級將領會議後，郭汝瑰把國民黨作戰計劃等9件絕密文件交給了任廉儒，要任馬上轉給地下黨負責人。我和任廉儒經過再三慎重考慮，決定交由民革中央軍事特派員王葆真轉給黨。因王在上海時，周恩來曾指定楊瓊與李濟深、王荷真負責聯繫軍事工作。這樣，我們就把這9份絕密文件交給了王葆真，請他轉給地下黨負責人。這9份文件中有國民黨軍事佈置情況，江南作戰計劃，太原、武漢、陝甘、西南等地病歷配備情況等等詳細記載。”但後來王葆真被捕，文件並沒有傳出去。
樑佐華回憶，“1949年春初，在中共領導下，在民革中央軍事特派員王葆真主持下，南京、上海地下民革，策劃了一次京滬武裝起義……南京民革組織，被敵人破壞了，牽連上海……王葆真被捕前，搶先處理了手中的文件(即前述郭汝瑰提供的九種絕密軍事文件等)，剛剛燒完，敵人即破門而入，王坦然戴上手銬。”羅瑩澄的回憶也說，“解放後，王葆真從北京來信說明，他因民革上海地下組織遭到破壞，又恐國民黨查出來了，牽連汝瑰、廉儒二同志，遂由他親自將文件銷燬。”這9件絕密文件既沒有傳給中共，當然也就不會發生任何作用。
2、杜聿明對郭汝瑰心存懷疑，制定作戰計劃時有意躲開他
1984年，郭汝瑰在重慶市銅梁縣的幹部會上講話時說，“以後我當第五廳廳長、第三廳廳長、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都一直給黨保持聯繫，遞送情報。這不是好玩的，一泄露便有殺身的危險。”他還說，杜聿明曾懷疑他。
以徐州“剿總”副司令身份，指揮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的杜聿明回憶，“我心中忐忑不安，覺得上了蔣介石的當，並認爲蔣介石、顧祝同是完全聽信郭汝瑰這個小鬼(因他是軍校第五期畢業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稱他小鬼)的擺佈，才造成這種糟糕的局面。我想質問郭汝瑰爲什麼不照原定計劃將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猶豫不決之際，見顧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報告的這一案，覺得爭亦無益，一個人孤掌難鳴，爭吵起來，反而會失了蔣介石的寵信。”
因爲杜聿明心懷疑慮，所以後來有什麼作戰計劃都揹着郭汝瑰。比如杜聿明說到他在1948年11月14日有意全力出兵爲黃百韜兵團解圍時，他的想法是，“我並不願對顧、郭二人當面說明我的企圖，他們認爲我對解黃兵團之圍抱消極態度，表示不滿。以後我同顧單獨講明我的上述企圖，顧表示贊同，我並請顧不同郭講我的作戰計劃，顧也同意。我的作戰計劃爲什麼不讓郭汝瑰知道呢?這是因爲早在一九四八年春顧任參謀總長時，我即對顧說過郭汝瑰與解放軍有聯繫，反對郭任第三廳廳長。顧當時批評我：‘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來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實，業務辦得很好。’以後我對顧說：‘我指揮作戰的方案，事前絕不能讓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執行。’”
後來，在要解救黃維兵團時，杜聿明和顧祝同討論作戰方案。他們商議已定後，杜聿明對顧祝同說：“請總長對這一案不在會上討論。”顧祝同知道是杜聿明還是懷疑郭汝瑰，就回答：“會後我同老頭子說，你同他單獨談。”
在正式討論作戰方案的會議上，照例先由郭汝瑰講解戰場形勢，提出自己的意見。杜聿明在會上駁斥了郭汝瑰的建議，但沒有說明自己的計劃。在經過一陣討論後，顧祝同對蔣介石說：“要光亭(杜聿明)到小會議室談談。”這樣一來就使郭汝瑰沒有辦法獲知杜聿明的軍事部署了。由此可知，杜聿明在指揮徐蚌會戰時，已經有意不讓郭汝瑰知道自己的方案。加之蔣介石有通過手令，直接指揮戰爭的習慣，那麼郭汝瑰也就無法給中共提供有價值的情報了。
因此，楊奎鬆判斷說，“戰後初期郭還在軍務署任職，1946年9月才進入國防部，任負責編制和訓練的第五廳任副廳長，11月26日升任廳長。1947年3月免第五廳廳長職，接任負責作戰的第三廳廳長職。但不及兩個月即被調任徐州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在此前後差不多一年多與中共失掉聯絡。因此，除了1947年3~5月間有將近兩個月左右的時間直接接觸到作戰計劃以外，直到1948年7月7日，郭重新被任命爲作戰廳廳長一職之前，他並沒有能夠提供給中共多少特別有戰場價值的情報。而即使在郭就任作戰廳廳長之後，其情報的戰場價值也仍舊有限。”
在楊奎鬆看來，“對於淮海戰役，無論是從已知中共所得諜報情況，還是從郭當年日記的內容看，都可以看出郭的情報價值不大。甚至，郭本人這時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也很少真會站在中共的角度去設想一切。”
3、紀實文學對郭汝瑰事蹟進行了誇大，使其成爲名不副實的“傳奇共諜”
1986年出版《獨釣龍潭：郭汝瑰將軍風雲錄》的王鍾倫，其人並無史學背景。他在這本紀實文學中詳細描寫了郭汝瑰與蔣介石、杜聿明等人鬥智鬥勇、屢屢爲中共提供重要情報的故事。據他說，“就在我的小冊子和他的《郭汝瑰回憶錄》出版之後，《臺灣日報》、《世界日報》都不惜版面，以通欄大標題，發表洋洋灑灑的長文《一諜臥底弄乾坤，兩軍勝敗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怨毒之氣溢於言表，硬把彼軍的失敗一股腦兒推在他頭上，好象沒有郭汝瑰，國民黨就不會敗走臺灣。”
事實上，作爲所謂“紀實文學”，王鍾倫這本書中關於“諜戰”的大多數內容，都沒有依據，出自文學想象。王鍾倫書中有一處有趣的“自白”，他寫道，“郭汝瑰‘直掛雲帆濟滄海’，他爲蔣介石‘運籌帷幄’——實助毛澤東決勝千里。這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史上爆發的大冷門。而今，身爲《中國軍事史》主編、離休後已成學者的郭汝瑰，卻對這些事不着一墨，於是，鄙人不得不權充‘史筆’，拾遺補缺。”郭汝瑰即使是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沒有說到自己爲在國防部做過哪些有利於中共的部署。既然郭汝瑰本人都三緘其口，王鍾倫又如何能知道得如此詳細呢?答案只有一個，就是他以各種回憶公開出的片段爲依據，加上自己的推論、演繹，使郭汝瑰成爲了一個“傳奇共諜”。
在“紀念淮海戰役暨徐州解放50週年學術討論會”上，中國第二檔案館的戚厚傑提交了一篇《一位值得紀念的人——淮海戰役中的郭汝瑰先生》。他說淮海戰役中，黃維曾有計劃突圍，但他的方案到了國防部遲遲未獲通過。戚厚傑曾就此事問郭汝瑰：“國防部是否您的意思?”他記述道“郭老笑而未答”。郭汝瑰這麼一個高深莫測的回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讓人對戚厚傑推論的真實性生疑。
後來一系列以郭汝瑰爲題材的文章，如《隱蔽在“國軍”決策中樞的紅色特工》《一個奉命待機敵營的高級將領》之類，在沿襲王鍾倫書中真真假假的故事的同時，也在發揮着自己的創造能力。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郭汝瑰沉思了一下說：‘國民黨之敗已成定勢，蔣介石很可能要從幕前退到幕後，而把副總統李宗仁推到臺前。以後的作戰將是地域性的各自爲陣，不可能有事關全面的大動作，因而國防部也就失去了應有的作用……”作者“發揮”的這樣一段文字，完全是不顧常識。蔣介石是在桂系的壓力下，被迫“下野”，而非主動要讓李宗仁出來做“代總統”。很多文章還誤傳郭汝瑰曾在1945年5月祕密見過董必武，事實上董必武那時正在舊金山。以這樣的歷史知識來寫史，傳播的顯然都是謬誤。
拋開文學想象，郭汝瑰的實際作用其實有限。如高華所說，“建國後論功行賞，郭汝瑰名氣雖大，但未起決定性作用，並非如臺灣國民黨方面認爲的，是導致黨國崩潰的‘罪魁禍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軍事學院普通教員。”
沒有確切資料證明劉斐是紅色特工，其泄密行爲多出自猜測
劉斐的名頭與郭汝瑰不相上下，被很多昔日同僚視爲是中共安插在國防部內的重要“共諜”，利用指定作戰計劃的便利，將情報傳遞給解放軍。然而這種論斷多出自於猜測，沒有人能提供實證。
1、毛澤東沒有說過劉斐是“人民解放軍建樹最大的人”
曾任西北第八戰區剿共前敵總指揮、西安警備司令的盛文，他回憶說，自己因爲與劉斐不合，沒有將胡宗南進攻延安的消息讓國防部和劉斐知道。他回憶，“那時的國防部組織並不嚴密，常常有泄露機密的事情發生，所以延安之役一直到軍事行動開始，他們才曉得，所以我判斷攻擊延安之後，劉斐一定受到共匪的責備：‘如此大的事情你都不曉得!’全世界輿論都爲之震驚的大事，主掌作戰的劉斐事前毫不知情，這是相當難堪的事。當然他也不是完全無所知，相信他也略有所聞，只看我們從西安到南京幾次，每次必到主席官邸，他一定曉得有什麼大事，但無論如何不會知道我們正計劃五天攻取延安。”盛文言下之意，就是自覺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然而我們知道，中共對胡宗南攻打延安的計劃早已洞悉，只是這情報不是來自劉斐，而是來自熊向暉。
盛文還舉了一個例子，說胡宗南在攻克延安後，劉斐幾次三番的在國防部建議，要調胡部的三個軍去對付陳毅，以減少在陝北追擊毛澤東的兵力。事實上，我們知道，延安是中共主動讓出的，而不是被攻克的。中共在陝北的勢力，斷不會因爲多了三個軍的敵人就被消滅掉。
盛文很“看重”劉斐，他回憶，“聽說劉斐投匪後，毛澤東特別對他盛大歡迎，恭維他是人民解放軍建樹最大的人，這點使我們想到過去他很多計劃，尤其是圍剿陳毅的計劃完全是在替毛澤東解圍，事後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假如沒有劉斐的這一個計劃，我敢說此後的局勢絕不致如此，毛澤東在西北眼看就要肅清了。假如肅清了陝西，那麼河南、河北的局勢也不會如此惡化，所以毛澤東說劉斐是人民解放軍貢獻最大的功臣。”毛澤東對劉斐“人民解放軍貢獻最大的功臣”的這個評語，未見他人提及，只有盛文回憶這樣一個孤證。
1979年1月2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記者對劉斐的採訪。劉斐回憶了1949年4月他到北平參與國共和談，與毛澤東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況。開場是一段閒聊，劉斐回憶，當時毛澤東問“‘劉先生，你是湖南人吧?’我說我是醴陵縣人，與主席鄰縣，是老鄉。毛主席高興地說：‘啊，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哩!’聽着毛主席這親切的湖南口音，我緊張的心情減去大半。”在劉斐之子劉沉剛參與撰寫的《劉斐將軍傳略》中記敘說，“毛主席的這次會見和談話，對劉斐的影響是極大的。他說：‘毛主席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深感百聞不如一見。’毛主席的談話，“也堅定了我選擇新道路的決心。”
中共建政後，劉斐又幾次獲得毛澤東接見，大都是例行公事，沒有一次說到過劉斐曾爲解放軍提供情報。如果毛澤東真的曾公開講“人民解放軍貢獻最大的功臣”，那無論是劉斐本人，還是中共官方，就都沒有必要隱瞞劉斐的“真實身份”了。
2、至今沒有一件史料能證明劉斐是中共安插在國防部的特工
蔣介石的私人醫生熊丸在回憶中說，“我記得那時蔣先生在黃浦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分別是蔣先生、周菊村與劉斐(爲章)，三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但劉爲章本身正是個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戰命令共方完全知曉，自然我每戰必敗。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爲什麼蔣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於是徐州當地幾個重要指揮官便稍加變通，提早進攻時間，作戰結果纔算順利。後來大家都認爲劉爲章十分可疑，蔣先生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蔣先生，故直到最後證實這一點時，蔣先生連想都沒有想到。”其實劉斐的“共諜”身份一直都沒有被證實。
如熊丸這樣的猜測還有一些，大都是憑空指責，而拿不出實際的證據。無論郭汝瑰對中共奪取政權功勞大小，至少他自己承認曾爲中共提供情報，而官方也沒有對此進行駁斥。即使是在紀實文學對郭汝瑰事蹟進行了很多誇大的情況下，官方也沒有出面予以過干涉。由此可知，如果劉斐確爲中共特工，在“文革”後的環境中，他是能自己出來“表功”的。然而劉斐從沒說過這個經歷。
1983年劉斐逝世時，烏蘭夫在悼詞中說，“他是一位著名的愛國人士，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一位卓越的領導人，也是我們黨的一位真誠朋友。”劉斐至少在名義上一直都是一名“黨外人士”。
恰如楊奎鬆所說，“傳說自30年代即開始暗通中共，導致國民黨淮海戰役等作戰失敗的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實際上直到國民黨退出大陸，都沒有確實證據可以證明其與中共在這段時間裏建立有祕密關係。有關劉斐與中共建立有祕密關係的情況，近年所傳甚廣，但根據並不充分。至少依筆者所見文獻檔案資料，尚未發現劉在其擔任國防部參謀次長期間向中共提供過祕密情報。故筆者傾向於相信劉斐自己的回憶。劉自認爲1949年在香港參加國民黨軍政人員聯名宣告脫離國民黨之後，被邀請北上參加新政協，使‘歷年嚮往中國共產黨的心願終於實現了’。”
探求紅色特工的真實作用還有賴於更多的解密檔案
在國共內戰中，共產黨的情報工作勝於國民黨，這是一個被普遍承認的事實。高華在《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主要原因》的長文中，專門列有一項“共產黨對國民黨軍事上成功的情報滲透”，他列舉的如張露蘋、王超北、沈安娜等發揮了較大作用的諜報人員，其實是普通讀者並不熟知的。
之所以在大陸政權鼎革後，原國府官員、國軍將領會視劉斐、郭汝瑰爲中共特工，並津津樂道，不是因爲他們有什麼切實的證據，也僅僅是出於推測。首先，這兩個人在國防部任要職，有機會獲知軍事機密;其次，劉斐到北平一去不歸、郭汝瑰在宜賓起義的結果，反推他們是潛伏在國民政府中的特工人員。
僅憑現在公開的史料，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爲中共提供重要情報的究竟是什麼人，也無法知道郭汝瑰、劉斐究竟爲中共奪取政權做出了多大的貢獻。在片段史料和一些回憶的基礎上就將郭汝瑰、劉斐視爲扭轉國共戰局的人物，顯然不妥。
結語
以郭汝瑰、劉斐爲代表的“紅色間諜”的作用，在兩岸的歷史敘事中可能都被高估了。究竟真相如何，還有待於更多檔案的解密。至於國民黨的失敗，恐怕還須求諸己身，不能簡單歸咎於一二“紅色間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