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位聞名海上與張愛玲齊名的“左聯”女詩人，也是一位深入“76號”魔窟與日僞特務較量的紅色女諜;她吟出過“寧爲祖國戰鬥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鏗鏘詩句，而“漢奸”罵名卻令她兩度蒙冤。她就是我國著名的紅色間諜——關露，才女、漢奸、特工，三個身份糾纏了她一生。
逃婚的清末姐妹花
關露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1907年7月14日出生於山西省右玉縣，籍貫是河北省宣化人。胡壽楣的外祖父是一位沒落的封建官僚，由於賭博輸了錢，沒錢還債，就把自己的女兒徐繡鳳嫁給了胡元陔。兩個女兒胡壽楣、胡壽華相繼出世，這就是以後的關露和胡繡楓，關露是胡壽楣在左翼文學中的筆名，胡繡楓是爲了紀念母親，而改了名字。
父親是前清的舉人，又做着官，可在胡壽楣八歲的時候，父親就在離任的途中，得了中風死在了途中。關露的母親徐繡鳳獨自負擔起兩個女兒的生活和教育，關露和妹妹在母親的教育下，讀了大量的古典文學，看了很多的進步小說，爲她以後從事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厚的基礎。可惜好景不長，母親後來生病死了。那一年，關露才十五歲，她不得不和妹妹相依爲命。
她們的二姨收留了姐妹倆，關露一天天長大了，是一個人見人愛的好姑娘，關露的二姨很想讓關露嫁一個好人家，以後也就省去了自己的心病。
關露不想聽二姨的，她逃婚了，帶着妹妹，去了上海讀書。1928年暑假，關露順利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在這裏，關露閱讀了歌德的詩和莎士比亞的詩劇，新詩的自由筆調觸發了她的靈感，她開始創作新詩。1932年，關露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左聯”。她積極投身抗日愛國運動，擔任了上海婦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宣傳部副部長，廣泛地和女工交朋友，組織詩歌小組，宣傳革命道理。血與火的洗禮，使關露開始了新的人生征程。
從才女到“漢奸”
1939年的上海灘，在日寇鐵蹄的蹂躪下，已淪爲“孤島”，這個外表燈紅酒綠的十里洋場，到處都充斥着背叛、綁架和暗殺。
此時的關露，身份是上海灘最有名的三個女作家之一，另外兩個是丁玲與張愛玲。關露除了創作之外，還翻譯了高爾基的《海燕》《鄧肯自傳》等許多日後廣爲人知的優秀作品，而那首流露着健康豁達情懷的《春天裏》，更爲她贏得了社會底層人民的喜愛。那時的關露激情澎湃，面對日寇的侵略，她大聲疾呼：“寧爲祖國戰鬥死，不做民族未亡人!”這樣的愛國詩詞曾經爲她贏得了“民族之妻”的稱號。
讓人想不到的是，這樣一個受人喜愛的女作家，卻在這年年底突然銷聲匿跡。當關露再次出現在上海灘的時候，她竟然成爲汪僞特務頭子家裏的紅人。
是什麼導致她發生那麼可怕的變化呢?謎底到43年後才徹底揭開。原來，這位本名胡壽楣的女詩人已是中共祕密黨員，她接受了一個非常任務——打入“76號”，摸清汪僞政權特工頭目李士羣的真實思想動態，並在適當的時候對他進行策反。這麼一個艱鉅的任務，爲什麼會選擇關露呢?
關露有個妹妹叫胡繡楓。1933年，李士羣被國民黨抓了以後，他的老婆葉吉卿在走投無路之下，胡繡楓接待了她，所以李士羣對胡繡楓一直心存感激。基於這層關係，黨組織原準備派胡繡楓去的，但胡繡楓當時在重慶另有任務，於是推薦了她的姐姐關露。
1939年11月，關露的長篇小說《新舊時代》已進入了最後的修改，但就在一天夜裏，她接到了一份中共華南局最高領導人的密電——速去香港找廖承志(廖時任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
關露到達香港後的第二天，兩個客人拜訪了她。其中一個就是廖承志，另一個人則自我介紹說：我叫潘漢年。那是一次絕密的談話，直到若干年後，有的材料裏才第一次提到它。潘漢年所帶來的任務，竟是命令關露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羣。最後潘漢年是如何說服關露的，已無法知曉，通過史料能查到的是，潘漢年最後對關露說：“今後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你可不能辯護，要辯護，就糟了。”關露說：“我不辯護。”
打入魔窟策反李士羣
回到上海後，關露便成了極司菲爾路76號汪僞特工總部的常客。爲了革命需要，關露和李士羣的老婆葉吉卿很要好，她爲了不引起李的懷疑，經常和葉一起去逛街，去商場，或者去外面遊玩。就在有意無意間，關露投靠汪僞特務的消息傳開了。
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粉墨登場，上海的敵特空前猖獗。這激起了文藝界進步團體的抗日熱情，就在這個用人之際，左聯負責人找到了主管詩歌工作的蔣錫金。“關露還參加你們的活動嗎?”“是的。”“今後不要讓她參加了。”
此後，上海的許多關露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對她側目而視，大家一談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蔣錫金有一次在路上碰到關露，聊了一會兒，她跟錫金握手告別時說，“我沒去過你的家，你的家在什麼地址我全忘了”。關露嚴格地執行了黨的指示，有意疏遠了那些所剩不多的朋友。
據胡繡楓透露，在此期間關露曾給她寫過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媽媽’身邊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媽媽’同意嗎。”這裏的“爸爸媽媽”就是指解放區、延安。胡繡楓說，接到關露來信後，自己立刻跟鄧穎超彙報了此事。沒多久，八路軍辦事處一個人就找到胡繡楓，隨後胡繡楓回信給關露說：“‘爸爸、媽媽’不同意你回來，你還在上海。”
忍辱負重了兩年後，關露的付出終於有了收穫。1941年，關露與李士羣進行了一次有跡可尋的對話。關露說：“我妹妹來信了，說她有個朋友想做生意，你願意不願意。”李士羣是個很聰明的人，他一聽就明白了。
很快，潘漢年根據關露的判斷，在上海祕密約見了李士羣。從此，日軍的清鄉、掃蕩計劃，總是提前送到新四軍手中。之後，李士羣與中共的祕密聯繫改由其他同志負責。關露又迎來了她新的任務。
爲與日本共產黨聯繫赴日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加緊對華侵略，不僅是國土還有文化。日本軍部在華新辦了很多中文刊物，網羅了一批漢奸文人。1942年5月，日本海軍部控制下的《女聲》雜誌招來了一個新的編輯，這是一個穿着時髦且面目和善的中國女人，她就是關露。
之前兩年的磨練，令關露更爲成熟。之後的日子裏，她行使編輯的權力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戰愛國色彩的文章，培養和發掘了大批進步的文學青年。
1943年7月，《女聲》雜誌社決定派關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舉行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國的代表十幾人全要被登報，並附照片。如果經過這次的亮相，關露的“漢奸”之名是再也洗刷不掉了。就在關露猶豫之時，潘漢年派人送給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轉交秋田教授。原來，當時在中國的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與日本國內的日共領導人失去了聯繫，希望通過秋田恢復，恰好雜誌社給關露介紹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爲了黨的任務，關露再一次上路了。
在日本，關露圓滿地完成了給秋田送信的任務。這次大會，日方要求中國代表都要發表廣播講話，分給關露的題目是《大東亞共榮》，關露堅決地拒絕了，她把題目換成《中日婦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關露講話的內容大致是來日本後由於語言不通，與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難，中日兩國婦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學一些對方的語言，以利於交流雲雲。通篇並沒有吹捧日本軍國主義的內容。
當關露回到上海後，她得到兩個消息：其一，汪僞特務頭子李士羣9月在家中神祕暴斃;其二，她出席日本大會的新聞已在國內傳開。一篇登在1943年《時事新報》上的文章寫道，“當日報企圖爲共榮圈虛張聲勢，關露又榮膺了代表之儀，絕無廉恥地到敵人首都去開代表大會，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長起來的無恥女作家。”關露的“漢奸生涯”達到了頂峯。
解放後受審關押精神病崩潰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我黨接到密報，關露已經名列國民黨的鋤奸名單，於是立刻安排她來到了蘇北解放區。熬過了六年敵營生活，關露終於回到自己人的身邊，單純的她並不知道，自己要經受的煎熬還沒結束。
初到解放區，關露認爲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了，她甚至又萌發了寫作熱情。可她卻發現署名“關露”的文章都得不到發表。此時的解放區的整風運動正進入審幹階段，任何一個來自白區的人都要受到審查。沒有多久，關露成爲嚴格審查的對象。
抗戰勝利卻仍然要忍受誤解，作爲一個女人，關露的精神已近崩潰邊緣。這時，有人給關露送來一封信，當她看到寄信人名字的時候，她整個人在一瞬間振奮了起來。
這封信來自關露的戀人王炳南。他們互相通信很多年，各自在自己的陣營裏，爲黨的事業，貢獻着自己的血汗。關露在做特工期間，當時很多左聯的進步人士，對關露進行了嘲弄和誤解，王炳南則一直支持她理解她。解放後，王炳南本來想迎娶自己等了十年的女人，可是組織上經過再三考慮，覺得關露做特工的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了不好的影響，王炳南做的是外交工作，他們的結合，會讓人們存有異議。
在這封信中，王炳南把組織的意見轉達給了關露。關露想不到，苦等十年竟等來一封絕交信。關露的心死了，她接受不了這個現實，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可關露的厄運還沒結束。1955年，潘漢年受到錯誤對待被捕入獄，而受他的牽連，關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歲，一關就是兩年。1967年，關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歲，這一次關了8年。
1982年3月，中組部作出了《關於關露同志平反的決定》。幾個月後的一個冬日，關露在她那十多平方米的陋室裏服藥自盡，時年76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