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富，先修路。”明朝開國時，明太祖朱元璋看着國家悽慘的現狀，想到了老百姓的這句俗語。
當時明朝的大江南北全被戰爭糟蹋成了荒地，宋元年間著名的富庶之地揚州在明朝開國時只剩下18戶人家，蒙古人還在邊關不停搗蛋，元順帝逃跑時更是恨不得捲走北方所有的金銀貴金屬，導致明朝一度連發行貨幣都困難。外加天災不停，各省流民遍地……國家民生慘淡，而修路就是恢復國民經濟的強心針。
歷朝歷代都會修路，但朱元璋修的是古代長度空前、連通大江南北的驛路網絡：洪武元年(1368年)，明軍還在追亡逐北時，朱元璋就專門頒佈了命令，令許多軍隊駐紮後就地扛起工具、全力修繕當地道路;天下一統之後，修繕驛路更是頭等大事，成爲地方官考覈裏硬槓槓的考覈標尺。
驛路修好後，全國各地府縣每隔30或40千米就設有驛站，備有馬、驢等交通用具，另外還有提供車船的水驛站，大江南北形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總長度超過七萬千米。
這空前強大的交通體系成了明初國家建設的沸騰血管：移民、建設人員和材料乃至種子、稻穀的輸送都變得方便快捷，曾經是一片廢墟的明朝不出三十年就再造國富民強的盛世。後人評價：明朝開國後的國泰民安，其首功就是發達的驛路交通。
更振奮人心的是，這強大的交通網絡在之後的歲月裏不斷演進，甚至成了明朝的國際招牌。在永樂年間萬國來朝的年代裏，很多造訪明朝的外國使臣都驚歎於中國發達的交通網絡。
到明朝中後期，那些懷着傲慢情緒踏上明朝土地的歐洲傳教士也紛紛被強大的明朝驛路折服。一個西班牙傳教士驚歎道：明朝福建地區的驛路交通，路面寬闊得難以想象，更有良好的排水效果，每次大雨過後，驛路上的積水都會被迅速清洗乾淨，僅僅這一條就領先西班牙人太多。
原來，朱元璋大修驛路，朱棣更是不惜血本地繼續修，往北一直修到了今天的松花江、黑龍江流域，往西更是從四川延伸到了西藏拉薩地區，傳統的川藏茶馬古道就是從此正式形成。這對於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無疑是重量級的貢獻。
但是朱元璋和朱棣恐怕萬萬沒有想到：明朝這強大的驛路系統最後敗給了兩個字——腐敗，甚至給明朝的滅亡挖了坑。
“腐敗”和驛路系統扯上關係，得從明朝驛路的基本管理制度——符驗制度說起。明朝驛路由兵部下屬的一個司管理，公務出行者需要有符驗這個信物纔可以免費使用驛路。多年以來，這個制度有效保證了明朝交通的運輸，也減輕了百姓的負擔。
可是，從嘉靖年間起，這個良好的制度迅速變質。一方面是朝廷腐敗嚴重，符驗的發放也變得嚴重不靠譜，誰都能隨便拿到符驗去驛站白吃白喝。朝廷也不是傻子，到了嘉靖後期就一度廢棄了符驗制度，改爲更加嚴格的勘合制度。勘合這個東西更加嚴格：以紙做的公文寫明瞭勘合使用者的姓名和出差緣由，用後交回，便於身份覈對和防止過度享受。
沒想到在那些腐敗的官員那裏，再嚴格的制度也能讓他們弄成換湯不換藥，特別是在嚴嵩擔任內閣首輔期間，勘合的發放變得無比氾濫。官員的七大姑八大姨外出辦私事，輕輕鬆鬆就可以找來勘合，從此一路白吃白拿。
更被濫用的是另一個驛路信物：火牌。火牌的使用制度原本更加嚴格，它本來只允許邊關軍用，用以傳遞緊急軍情。可是到了萬歷年間，這個高大上的東西也變了味，不只軍隊可以用，各個衙門更是爭相效仿。因爲使用者拿着火牌，不但能一路白吃白喝，回去報銷時更能多填馬伕錢糧，如此一來，使用者來回跑幾趟，“發家致富”特別容易。
而這些沉重的負擔無一例外地轉嫁到了老百姓身上。
驛站的勞動力基本都是沿途普通老百姓的徭役，老百姓屬於無償被使喚。驛站的車、馬、驢的相關費用也是由當地老百姓埋單。好些無恥官員更是沿途勒索百姓，獅子大開口地要錢要糧，鬧得百姓苦不堪言。明末的文人痛心疾首地說，普通人家的財產都填不上這個窟窿。
朝廷的有識之士對如此勞民傷財的場面也不是沒有觸動，從張居正開始，也在不停地改革。在張居正改革時代，明朝嚴格控制驛站的使用，並藉着賦役改革“一條鞭法”的東風將原先老百姓的各種相關負擔改爲老百姓出錢僱人代役，一個新的產業鏈也迅速形成，各地都出現了大批以此爲業的專業役夫。
可是張居正去世後，腐敗官員們沒了上面的壓力，亂用驛站的情況又迅速氾濫起來。到了萬曆統治晚期，僅是驛站車馬的工食費用就比萬曆之前上漲了七倍。
心疼錢的崇禎朱由檢登基後，再度爲這件事痛心疾首，最終在大臣的疾呼下，朱由檢直接簡單粗暴地裁掉了驛站。
這一舉動看似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掉驛路系統的腐敗問題，可惜反而給老百姓造成了更大的苦難：驛站被裁掉後，朝廷的交通還得繼續保障，於是攤派到老百姓身上的錢只是變了個花樣，還是繼續攤派。加上天災和饑荒，以及其他問題，百姓人心惶惶。
最終，崇禎十七年(1644年)，驛卒出身的李自成打進北京，將朱由檢逼得活活上吊。曾造就明朝輝煌的驛路系統最終被腐敗侵蝕得千瘡百孔，也成了明朝滅亡的喪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