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大宋王朝中期，思想激盪人物風流，涌現出了一大批名留青史的歷史名人，司馬光就是其中星光熠熠的一位。
他童年時就留下了“司馬光砸缸”的非凡故事，成了小孩子們的心中偶像。長大之後，司馬光進士及第，仕途順利，飛速成長爲大宋政壇上的一顆耀眼明星，並最終官拜宰相，榮耀至極。
他性情溫和，待人寬厚，及至做了宰相，也理循舊法，秉承祖制，主張“無爲而治”，言辭有度，服飾得體，乃謙謙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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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司馬光就會談到王安石，兩人都是經天緯地之才，堪稱一朝英傑。兩人本來惺惺相惜，是一對好朋友，然而他們卻在同一段時間活躍於朝廷，並因爲政治觀點不同，成爲一生的政敵。
在廟堂之上，司馬光和王安石是死對頭，彼此都認爲對方的執政方針荒謬至極。彼此都覺得自己比對方高明，比對方正確，比對方更瞭解國情。所以在爭奪權力的過程中，兩人絲毫都不客氣，用各種手段，向對方痛下殺手。鬥爭的結果是王安石獲勝，司馬光從宰相寶座上被趕了下來。
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面對北宋積貧積弱的國力,所採取的措施截然不同,但他們以天下爲己任的政治抱負是相同的,正因爲此,這對好朋友因執政理念的分歧,雖無友誼,但相知甚深。
他們的分歧,是爲國爲民所憂的責任,他們有同僚,但無私黨。王安石曾提攜支持變法的章惇、呂惠卿,但是最終沒有與他們結成朋黨,並非因爲政事意見不統一,更多的是人格上的巨大差異。
司馬光與復仇他的蔡京終沒有結成朋黨,也正因爲此。王安石變法不久,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其中有歐陽修、蘇軾、蘇轍等人。
司馬光作爲大臣,堅持自己的觀點,當他發現改革可能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時,他公開反對王安石變法。而作爲朋友,他又三次給王安石寫信,勸諭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藉此“以盡益友之忠”。可是,王安石變法決心已定,皇帝也支持他,司馬光眼見無法改變局面,竟辭去朝廷職務,離開京城隱居洛陽,用了19年的時間編纂《資治通鑑》,以示不問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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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在和對方的爭鬥中不能得勝時,選擇了迴避和退讓,而不是伺機報復和惡意中傷。
曾有人勸司馬光彈劾王安石,而司馬光卻一口回絕了他們:王安石沒有任何私利,爲什麼要這樣做?以直言敢諫、彈劾王安石而聞名的呂誨去世後,司馬光在爲其寫的墓誌銘裏,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誌銘的鐫本獻給王安石,想中傷司馬光。不料,王安石看後並不生氣,還將鐫本掛在牆上,逢人就說:“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關於變法之爭,他們沒有個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爲國爲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爭。司馬光說:“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王安石也說:“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神宗死後,哲宗即位,十歲的哲宗不懂事,由高太后臨朝執政。高太后一向反對新政,她一臨朝,就把反對新法最激烈的司馬光召到京城擔任宰相。他一當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廢除新法。司馬光執政,王安石也選擇了避讓,到老家金陵退居二線。
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傳到司馬光耳中,深爲悲憾。他預感到王安石身後,可能會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他立即抱病作書,告訴右相呂公著:“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譭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甚爲恰當,王安石的文章在氣勢上常人所不能及,所發議論多帶鋒芒,無平庸之氣。朝廷根據司馬光的建議,追贈王安石爲太傅,諡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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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入閣以來,鞠躬盡瘁,深得高太后和向太后的信任,因身體虛弱消瘦,但司馬光不以爲然,說:“死生命也。”病重期間,昏迷中的囈語說的都是治國安邦的大事,1086年10月,司馬光去世。有遺表呈上,所云都是治世之事,高太后看了更爲悲痛,和宋哲宗親臨其喪禮,追贈司馬光爲“太師”,封“溫國公”,諡號“文正”。
歷史上對這兩個人的爭議也是一直存在。
其中一人甚至被看作蔡京一般的奸臣，直到近代才扭轉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