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宋濂嗎?今天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詳細介紹。
宋濂，又稱景濂，號潛溪，著名政治家、文學家，一代大儒，大明朝開國大臣。
元末明初，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或許是中國文化史嚴冬一般的時期，元末腐敗橫行，儒家文化嚴重邊緣化，直到農民戰爭大起，文化的考驗，慘烈的戰火燒遍大江南北，這段英雄輩出的歲月，卻是中華文明結結實實的浩劫。
而宋濂，便生長在這浩劫裏，在那個學問一文不值的時代，宋濂偏偏滿腹經綸，他早年聞名天下卻隱避歸山終不仕元，人到中年應朱元璋所邀出山輔佐，大明初建，百廢待興，宋濂一生所學，終於燦爛綻放。
另外一說，如今我們在衆多影視中所看到的宋濂，除了教太子讀書的場景外，似乎並沒有其他的印象，但事實上，放在歷史上，宋濂可以說是大明不可或缺之重臣，亦是中華文明的振興者。
正道年間學者廖道南在《殿閣詞林記》中將宋濂評價爲大明開朝的祥瑞之人：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若景濂者，非天啓之以翊初運者乎?
鄭曉《皇明名臣記》記載了明太祖朱元璋對宋濂說的一句話：
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
可以說，宋濂在當時可謂受盡極寵，可誰又能料到，這份惠及子孫的恩寵最後卻受胡黨之獄牽連帶來大禍，宋濂全家難以倖免，在太子和馬皇后的力保之下，宋濂逃過一劫，被徙至四川茂州，最終卒於夔州，讓人不勝唏噓。
可以說，宋濂受過無上榮寵，亦受過無限屈辱，而他一生，又不可謂不偉大，曾經文化慘淡的大明朝，因爲他而建立了成熟的科舉制度，不可計數的文人士子也因他走上歷史舞臺，欣欣向榮的文化，追根溯源，宋濂是最沉默的奠基者。
博聞強識，少有才名
1310年，宋濂生於一個官宦世家，祖父宋守富官拜太常少卿，父親宋文昭在至正時期官至禮部尚書，家世看起來相當不錯，無奈生逢亂世，這樣的家庭也未能給他的人生路增添一點點便利。
宋濂爲其母懷孕滿七月而生，早產體弱，宋濂幼時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幸好母親對他無微不至的照料才保他幼年無痛無災。
也正因爲少年體弱，宋濂自小便把大部分時間花在讀書學習上，並表現出驚人的天賦，《明史》中有記載：幼英敏強記，就學於聞人夢吉，通《五經》，復往從吳萊學。
宋濂六歲時，便能一日便讀完唐人李瀚編著的《蒙求》，其後日記兩千言。九歲能作詩，人稱“神童”。十五歲時，六里人張繼之聽說宋濂善記，邀請他到自己家中，問多少日可通背四書經傳，宋濂說只需一週。張繼之不信，隨機抽取雜書、稗記等五百言要求宋濂背誦，宋濂一字不漏地背下來。張繼之大爲驚異，對宋濂的父親說：這個孩子天分非凡，應當讓他隨名師學習。
稍長大後，宋濂受業於聞人夢吉、吳萊、柳貫、黃溍等人，這幾位可以說是當時文壇有名的大家，而宋濂也受幾位老師影響頗深，後來宋濂在《浦陽人物記》及《金華黃先生行狀》中對幾位老師尤爲尊崇，不乏溢美之詞。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宋學士全集》提要中對幾位也有誇讚：
元末文章，以吳萊、柳貫、黃溍爲一朝之後勁。濂初從萊學，既又學於貫與溍，其授受俱有源流。又早從聞人夢吉講貫五經，其學問亦具有根柢。
可以說，宋濂後來之所以能與劉基、高啓並稱爲“明初詩文三大家”，與他少年時接受到名師的教育是分不開的。
拒不仕元，轉而問道
像宋濂這樣的知識分子其實還是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但宋濂的政治眼光卻格外獨到，當時已至元末，多地農民義軍已經揭竿而起，元朝勢必氣數將盡，因此宋濂並沒有打算跟着元朝走向窮途末路。
1349年即元順帝九年，學成之後的宋濂已經具有一定名氣，並受到很多人舉薦，順帝召他爲翰林編修，宋濂以奉養父母爲由，辭不應召。
第二年，宋濂爲避元朝廷召見隱居龍門山，入仙華山爲道士，實則上山寫書，此舉其實跟劉伯溫有很大關係，劉伯溫曾在《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序》中促他入山：
龍門先生既辭辟命，將去仙華山爲道士，而達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嬰疾，習懶不能事事，嘗愛老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他日道成爲列仙，無相忘也。
苟成仙，勿相忘，宋濂沒能修道成仙，卻成爲了大明朝的開國文臣，當時在元朝廷爲仕的劉伯溫沒有想到，後來宋濂會和他一起成爲明太祖朱元璋的左膀右臂。
應詔仕明，教授太子
元至正十八年，朱元璋打下了婺州，轉年其將婺州改爲甯越府，同時任命王宗顯爲知府，於是就派人將宋濂等人找來，聘其爲經師。
第二年，在李善長的推薦下，《罪惟錄》中記載“帝曰：‘吾徐將軍，淮陰無以過。即安得留侯者?’對曰：‘金華宋景濂可爲博物洽聞，兼通象緯。’帝曰：‘以孤所聞，通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自是二公合舉王業。”從此，宋濂與劉基共同成爲了朱元璋手下的左膀右臂。《明史》中講到了他們兩人的分工：“濂長基一歲，皆起東南，負重名。基雄邁有奇氣，而濂自命儒者。基佐軍中謀議，濂亦首用文學受知，恆侍左右，備顧問。”劉基主要是軍事謀臣，而宋濂的作用就是文臣。
同年七月，宋濂又被任命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命爲朱元璋子朱標教授“五經”，後又參與修撰起居注。也正是那個時期，宋濂與太子朱標建立下深厚的師生情誼。
開國之初，兩修元史
1368年，朱元璋開國號洪武，同年十二月，下詔撰修《元史》，命宋濂及王褘爲總裁官。
說到宋濂與王褘，當時朱元璋對二人皆有很高評價，認爲宋、王二人各有所長，對王褘說：“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朱元璋是一個急性子，開國之初便撰前朝史，其心態也是昭然若揭，王春南在《宋濂評傳》揭示了其中原因：除了總結歷史經驗之外，修纂《元史》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宣告元朝作爲一個朝代已經結束，新建立的明王朝‘天命’所歸，人心所向，以便絕了元朝殘餘勢力復辟故元之心。
出於這種原因，朱元璋對撰修《元史》催促得十分緊迫，宋濂等人僅用幾個月的時間，就將百萬餘字的《元史》修成。
1370年，因歐陽佑等儒士採得元朝事蹟還朝，朱元璋遂於二月初六開局續修《元史》，仍命宋濂及王褘爲總裁，至七月一日，全書告成。
儘管兩次修訂，《元史》仍然有不少的缺點，比如說本史沒有修《藝文志》，餘外的錯誤、重複、牴牾之處不少。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時間緊迫，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元朝的史料大多是用蒙文書寫，而宋濂不認識蒙文，雖然當時也請了一些人做翻譯，可是翻譯出來的文本，其準確度和真僞，宋濂也完全無法鑑別，這才使得到了民國年間，柯劭忞重新寫了一部《新元史》。
謹小慎微，極受隆寵
作爲大明朝開國輔佐之臣，除了修撰元史之外，朱元璋所發佈的重要命令和規章制度等大多出自宋濂之手，《明史》本傳上稱他：
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歷、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鹹以委濂，屢推爲開國文臣之首。
明初的重要文獻，如《大明日曆》《皇明寶訓》《大明律》《洪武聖政記》等，也均出自宋濂之手，從這個側面也看出朱元璋對他的重用。《翰林院承旨誥文》中說：
文者翰林院尚未有首臣。朕於羣儒中選，皆非真儒人，各虛名而已。獨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雖纔不兼文武，博通經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黻肇造之規，宜堪承旨。
常伴君王兩側，宋濂有着自己的處事法則，十分謹慎檢點，有所陳說，毫不文飾隱蔽，坦誠而透明。《玉堂叢語·卷五》中有記載：
宋景濂性慎密，禁中問對語，絕不以告人。
鄭曉在《皇明名臣記》也有說：
上喜公善諫，公深密不泄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
對於這樣規規矩矩的幕僚，朱元璋是很滿意的，當着朝廷衆臣讚譽宋濂：
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矣。
可以說宋濂得到了朱元璋莫大的肯定，以至於一家三代均在朝爲官頗受重用，“祖孫父子，共官內庭，衆以爲榮。”宋濂有感皇恩，時常告誡子孫要“誠敬忠勤”：
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效萬一耳。
伴君如伴虎，縱然收到極高的恩寵，宋濂自始至終都謹小慎微，曾幾番提出要辭職還鄉。明洪武十年，宋濂六十八歲，朱元璋答應了他的請求並賜給他了一種名爲“綺”的綾羅綢緞，並說：“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言外之意，則是希望宋濂長命百歲，君臣之間，如此說來這是何等的恩寵。
可沒有人能料到，就算恩寵如斯，宋濂卻還是沒能躲過君臣之禍。
休而歸鄉，老而罹禍
退休之後，他愈加謹言慎行，布衣蔬食，如同貧士一般，埋首讀書著述，兩耳不聞窗外事，有林下之風，後來，王褘在《宋太史傳》中對宋濂有描述：
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性疏曠，不喜事檢束，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幘。或攜友生徜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雪墮鬆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
同鄉弟子鄭楷在《宋公濂行狀》亦寫道：
先生惟刻意爲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
他自以爲俯仰無愧，閉門讀書，不問時事，當然是想避開是非，然而兒孫尚身處官場，想遠離政治，但政治卻並沒有放過他。
洪武十三年，宋濂的長孫宋慎牽扯到了胡惟庸案，也就是後世所說的胡黨之獄，宋氏一家全部被捕入獄，而後宋慎被殺，宋濂也被定爲死罪。
受到宋濂多年教育，對師父尊崇備至的太子朱標，得到消息，大驚失色，流着眼淚向父皇求情，甚至以自殺相逼，加之馬皇后也爲之說情，朱元璋雖剛愎自用，卻也懼內，迫不得已赦免了宋濂的死罪，將宋濂全家流放到茂州。
雖說爲開國前臣，流放之途卻未得到絲毫禮待，宋濂作爲罪犯在兵丁押解下長途跋涉，不論行路還是坐下歇腳，都不能打開枷鎖，對於一個年逾七旬的老臣來說，這是何等的恥辱!
果不其然，不久之後，宋濂便在夔州一命嗚呼。
曾被太祖高皇帝推崇爲“君子”、“賢者”、“純臣”的宋濂，最終卻“不能獲於正寢”，宋濂的逝去讓人實在惋惜，當時夔州的官員都前來贈賻哭祭，方孝孺耿耿於懷，難以直言，在祭文中含蓄地說：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
是非難論，偉績不朽
如今我們思及宋濂，其實也很難理解在開國初便立下赫赫之功的開國元老，何以落到這樣的下場。
或許可以從一件小事找到答案：宋濂在退休時，朱元璋送了意味深長的兩句詩：“白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跡應稀。”
常人看來似乎只是簡單的留別之語，可若細細一看，“跡應稀”三字格外耐人尋味，此外，太祖高皇帝還有一聲嘆息：“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這樣一看，所謂的留別，所謂的提醒，卻還是一句隱晦的警告，太祖的意思其實顯而易見，不外乎是讓宋濂避開朝堂，不論政事，畢竟，作爲伴君二十餘年的內閣大臣，宋濂知道的太多了。
宋濂沒有多想，隱退還留有餘忠，他迴應了兩句：“臣身願作衡陽雁，一度秋風一度歸。”此後果然每年到南京朝見一次，還經常寫信給太子，以師父的身份給予指點。
我想，這或許成爲了他晚年罹禍的因素之一，焦竑在《玉堂叢語》中也有類似猜測，他認爲宋氏之禍，在於“乃諱跡焉”，隱喻宋濂沒有遵守“此後跡應稀”的旨意，招致大禍。
當然，所有的是非早已說不清楚，卻好在，這樣一位名臣，沒有黯然消失在歷史的車輪之下，1496年，宋濂身後百餘年，四川巡撫馬俊爲宋濂上奏申訴，明孝宗經禮部商議後下詔恢復宋濂的官職，每年春秋兩季在其所葬之地舉行祭祀。 明武宗正德年間，宋濂獲追諡爲“文憲”。
而縱看宋濂一生，除了在開國建制所取得的政治成就，其最大的成就莫過於在文學及文化方面，宋濂因身居顯位，又逢明初開國盛世，其文風淳厚飄逸，與劉基均以散文創作聞名，並稱爲“一代之宗”。張王治在《宋景濂先生未刻集》中有評價：
如金華宋文憲先生爲勝，國初一代文章之冠。
此外，繼元開明，蒙漢文化交替之際，宋濂對於文化的恢復功不可沒，大明朝的國子監教育制度，是他親自制定，大明朝的皇家圖書館大本堂，是他親自主持，還有大明朝的科舉考試規則，這個規則曾經受盡詬病，但有一個貢獻，卻是歷史公認：降低了科舉門檻的大明朝，給了更多草根讀書人機會，這一點，從諸多明朝名臣的草根身份上，早已印證。
是非功過自在人心，千百年來，我們很少再討論宋濂所牽涉的那樁禍事，而他早已在歷史中屹立不朽。
正是有了像宋濂這般爲華夏之文化前仆後繼者，巍巍中華五千年文化才得以如今天般絢爛綻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