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明清之間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在議和上大做文章。那麼，明清之間原本存在着議和成功的可能性嗎?皇太極也好，崇禎皇帝也好，對於議和到底有幾分真幾分假?議和最終失敗到底是爲什麼?
皇太極議和曾經挺真誠
一直以來，皇太極都以議和爲話題，與明王朝不斷周旋。在戰與和之間縱橫捭闔：議和是爲了選擇更有利的時機發動戰爭，而戰爭又是爲了能夠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促成雙方的議和。
但皇太極屢次提出議和，並不完全是出於兵不厭詐的軍事考慮，可以說在特定的一段時間內，他的議和舉動還是具有相當的真誠成分的。
他的父親努爾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爲王，以號令東北各少數民族。皇太極的實力雖然比努爾哈赤時大爲增強，但一直希望同明保持友好，發展貿易。即使在攻明戰爭屢次勝利時，他在議和文書上也低明皇帝一字書寫，並接受了明廷要其遵明正朔、取消“僞號”的要求，在尚未達成議和協議之時，不書天聰年號只寫干支。
當其羽翼已豐，多次攻入內地，明朝已無法招架之時，他仍然多次發佈告示說，願與明友好、議和。
皇太極還把征戰中搶奪來的原明朝發給海西女真四部及蒙古諸部的敕書(實即與明的貿易許可證)，一直保存到崇禎十二年(清崇德四年)，表明了他要與明朝發展貿易的願望。由此可見，明清之間原本是存在着議和成功的可能性的。
用款封王並非不可行
當然將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明朝需要付出必要的代價，即承認後金(清)實體的存在，劃出地區爲其統治，封其爲王。這雖然損害了明統治者的威望，但卻可以平息戰火，安定遼東，國家減輕困擾。而保持明朝“天朝大國”的地位不變。
而用款封王的作法，在明朝並不是沒有先例的。嘉靖年間，蒙古俺答汗出於與明貿易、要求封王的目的攻掠明邊境，致使京師多次戒嚴。明統治者在吃盡了苦頭後終於清醒過來，於明隆慶五年 (公元1571年)封俺答爲順義王，並封其下各部首領以相應的官職，從而結束了長達四十年的戰亂，使邊塞安寧數十年。這是以和制叛、以和取勝的先例。對清議和完全可以參照辦理。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楊嗣昌就曾在上疏中指出，俺答犯塞時與今日邊峯“前後酷相類”，就是情形十分相似。俺答受封之後薊門宣大一帶男耕女織，百姓生活十分安定。他認爲“我朝撫賞爲弱敵之第一策”，是爲國家“久遠真切之計”。無奈滿朝文武之中，持這種見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不敢公開說出來。
皇太極曾主張分界而治
皇太極的成熟與穩健，也促使他思考問題比羣臣更深一層，比崇禎皇帝高出一籌。皇太極感到，目前內部的穩定局面是因爲有明朝這一大敵才形成的，一旦失去這一大敵，清廷內部的穩定和諧將會隨之瓦解。只有在取得一些勝利之後，加強內部的整頓和對周邊勢力的馴服，才能維護自己的統治。明崇禎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農曆五月，基於對敵我形勢的分析，儘管崇禎皇帝不倫不類的“議和信”讓他看了很不爽，皇太極還是委曲求全，熱情地接待了馬紹愉等來使，給予他們優厚的賞賜，經過半個多月的談判磋商後，農曆六月三日，在馬紹愉等人離開盛京時，皇太極派官將他們送到十五里之外設宴餞別，並命軍士將使團護送到明朝控制的連山(今連山區)境內。
皇太極給崇禎皇帝寫了一封長信，托馬紹愉轉呈。信中，皇太極在追溯了後金(清)與明朝開戰的歷史淵源後，又談到儘管清兵已處勝勢，但仍願議和通好。
這封信的內容後來被收入《清太宗實錄》得以保存，從行文來看，皇太極的態度比較謙恭，在一番客套話之後，皇太極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戰四項條件，字裏行間完全沒有威脅的意味。
儘管如此，皇太極對明朝的誠意並沒有信心，他在信的末尾發出了最後通牒：“若不願和好，再勿遣使致書……約九月不至則治兵。 ”言外之意，和談一旦無望，只有兵戎相見了。
壞了議和大事的陳新甲
不料，當馬紹愉返回京師，將議和的情況寫成書面材料呈送給他的頂頭上司、兵部尚書陳新甲後，陳新甲因爲着急上朝議事，就將信件隨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書童誤以爲是“塘報”(抄送諸臣的報告)，未請示陳新甲就開始抄傳，拿到當時的政府機關報《邸報》上發表了!這一下可惹了大禍，本來是保密的議和經過，一下子被羣臣百官覽閱，朝野爲之譁然，很多大臣紛紛上書彈劾陳新甲貪生怕死、妥協求全、私定議和條款。
崇禎皇帝極爲憤怒，起初他還想袒護陳新甲，對他的大意泄密沒有追究，還將大臣們的奏疏壓下不發，希望不了了之。但過了不久，輿論鼎沸，難以平息，迫於言論壓力，一向以中興君主自居的崇禎皇帝在思想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的內心不願意給別人留下一個無法應付時局、向“蠻夷”低頭的印象，感到議和是自己的恥辱，於是將責任一股腦兒地推給陳新甲，降旨責令陳新甲悔過。實際上，崇禎皇帝很信賴、賞識陳新甲，這個處分完全是爲了平息朝廷中的輿論，就處罰來看，是十分輕的。
事到如此，雖然議和之事已經不能再提，但陳新甲若能識時務明哲自保，還是可以保全性命和官位的。然而陳新甲明顯不夠老練，他覺得議和自始至終都是在皇帝指示下進行的，自己並沒有在其中增添什麼額外的內容，便有恃無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詡其功”。還引用皇帝給自己寫的敕諭中的話語爲自己標榜。陳新甲的言行終於使崇禎皇帝惱羞成怒，下令將陳新甲處死。當年農曆九月二十二日，陳新甲走上了西市刑場。
公元1642年是農曆壬午年，當年的明清議和因此又被稱爲“壬午議和”。直到亡國的最後時刻，崇禎皇帝才意識到“策遼事者，不宜戰而宜和也”。可惜這隻能是後知後覺，已經於事無補、無法挽回敗局了。
盲目自大癡人說夢的大明官僚
其實，明朝在與後金(清)的軍事對峙中，不是沒有看到議和的好處，也多次採取主動與之議和，但最終議和卻又多次爲自己所破壞而失敗，使明遭到後金(清)更大規模的進攻，終於一敗不可收拾。這是一種奇怪的結局，也是多種因素彙集的必然歸宿。
首先，明廷上下缺乏議和的大環境與氣氛。明朝始終未給議和創造必要的條件，主持議和者包括皇帝在內從未展開有關議和大政方針的討論，糾正以至批駁一些模糊認識及錯誤論調，以統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終未能造成議和所應有的氣氛。相反，傳統的所謂天朝大國不可冒犯的習慣思想始終佔據上風。朝野上下一直堅定地認爲後金(清)是國賊是兇寇，必欲大彰撻伐，翦除、掃蕩之，決不與其言和。當議和伊始，便遭到不斷的圍攻和咒罵。議和被斥爲“頓忘國賊 ”，“損威辱國”，“詛師養寇”，是“禍胎”，將“釀無窮之釁”。
在這樣一種氛圍中，主持議和的人無一不身負惡名：袁崇煥終以“謀款通敵”之罪被磔，支持袁崇煥的閣臣錢龍錫也以“密謀主款”之罪長戍不赦。楊嗣昌主持議和，弄得舉朝譁然，羣起而攻之。而陳新甲與清議和事暴露後立遭殺身之禍。這種攻擊、反對議和的聲浪持久不衰，形成了一種強大的輿論壓力。在這種壓力下任何正確的議和主張都難以暢行。如果說袁崇煥進行議和時，對“上章累累”的反對議和的呼聲，尚能鎮定堅持，並表示“不諱言”自己的議和主張，那麼他身後的主張議和者在不斷高漲的反議和聲浪中就越來越不敢公開自己的觀點了。
楊嗣昌本是堅定的主和派，他曾連續上疏闡述議和主張，坦率表明自己的“體國”之心。儘管他的議論剴切透闢，文情深摯感人，但卻不敢也不能公開出來。當主戰派攻擊他“主撫”是訂“城下之盟”，大唱出戰高調時，他竟不敢針鋒相對地予以駁斥，反而違心地加以否認說：“從無撫說，毋以長安蜚語陷人”，表現得十分軟弱。在這種“議和即誤國”的叫嚷聲中，出現了“一日不戰”便“流言四起”的局面，主和派一直處於被動、受誤解、受譴責、遭圍攻的地位。
明朝的政治家們在議和問題上大都缺乏冷靜的思考，而存在不切實際的想法。他們以爲議和便是向對方乞和，是明朝的施捨和恩賜，一定要對方就範。始終放不下天朝大國那種凌駕於一切之上的架子。
當明朝首次與後金議和時，袁崇煥對後金使者的“恭敬和順，三步一叩，如遼東受賞時，並書封稱大人”，很是欣賞、陶醉，進而錯誤地估計這是皇太極兵力不濟，乞求休戰的表現。他要乘此機會“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
天啓皇帝頭腦更熱，他對讓後金“易去年號，遵奉正朔”一事，還覺不夠，好像議和便可使後金乖乖聽命，束手就擒，明朝將得到戰場上絕對得不到的東西。一心秉承聖意的袁崇煥在致皇太極書中提出了令其退出城池地方、送還官生男婦的要求。
這種近似於癡人說夢的要求，皇太極理所當然不能接受，並感到明朝皇帝“渺我益甚”，意思就是也太不把我當一回事了。皇太極認爲“兩國和好宜先議定疆界”，今明方“侈然以退還遼東土地、人民爲言，是爾有意激怒我，願事爭戰矣。 ”這是直話、實話，拿成千上萬將士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土地和人口，憑什麼輕易地交出?即便交出的話，明朝用什麼來交換?!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禎皇帝
明朝皇帝對議和的態度是曖昧遲疑、出爾反爾。不論天啓帝還是崇禎帝都是如此。天啓皇帝曾讚揚袁崇煥“戰守可恃，操縱合宜，深慰朕懷”，當袁崇煥被攻訐去職後卻又否定他說：“袁崇煥談款一節，所誤不小。 ”把責任完全推給了臣下。
崇禎帝在議和問題上表現得更爲惡劣。他最初譴責“袁崇煥託付不效，專事欺隱”，繼而信其“引敵脅和”，加罪名處以極刑之後，便“以復仇爲志”，一味地反對與後金議和。他下令：“逆奴罪在必殲，屢諭嚴拒，不許接遞片字。 ”嚴禁臣子與後金的一切往來。
兵部尚書陳新甲於崇禎十五年與清的議和，完全是在崇禎帝的直接指揮下進行的，這是因爲明王朝已被打得沒有還手之力，“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泄。 ”但議和之事泄露後，明廷羣臣激憤，以“堂堂天朝，何至講款?”交相攻擊陳新甲，甚至將清兵入關殺掠，地主、官僚、兵丁狼狽逃亡、百姓流離失所，一股腦兒地算在陳新甲的賬上。此時的崇禎帝，卻馬上換了一副面孔，“降嚴旨，切責新甲，令自陳。 ”最後又以陳“戮辱我宗藩”的罪名將其誅殺。崇禎帝採取這種殺替罪羊的辦法，雖然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卻又一次關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開的明清議和的大門。
而原本這扇大門另一邊的皇太極，對議和還是抱有誠意的，他甚至已經初步劃定了兩國的邊境線，只等明朝的皇帝點頭，就可鳴金收兵，各安其政了。而邊境一安，無後顧之憂的明廷可以騰出大量鎮守遼東的精銳兵力來對付農民起義。取出了遼餉，財政方面也可以在沉重的負擔下略緩一口氣，至少敗亡時間可以後延幾年，甚至可以力挽狂瀾，轉危爲安，因爲明朝在江南的統治勢力一直很強。
一次很有成效的議和，一次可以改寫歷史的救國良機，卻因爲崇禎皇帝死要帝王的面子和陳新甲的不謹慎，最終草草收場。
明朝的皇帝這時似乎還沒有意識到，他將爲自己的出爾反爾付出沉重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