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本站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漢武帝。
說到漢王朝的強盛，我們也許首先會想到：“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也許是人類史上最爲霸氣的宣言之一。
但前人栽樹、後人乘涼，西漢王朝之所以能夠如此霸道，首先得感謝漢武帝劉徹。若不是他在位期間數十年如一日對匈奴窮追猛打，漢元帝時期的西域都護府副校尉陳湯，很可能沒機會說出上述豪言。
那麼，漢武帝有沒有說過狠話?有，不過不是那句著名的“寇可往，吾亦可往”，這只是電視劇中的藝術加工。
公元前110年，漢武帝親自率領18萬鐵騎在邊境巡視，同時派使者給匈奴烏維單于送去了一封信，裏面有這麼一句話：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漢書》)
直白點理解是這樣：南越王的人頭已經被掛在京城示衆了;單于如果敢打仗的話，就放馬過來，大漢天子親自在邊境等着你;如果不敢，那就趁早投降，何必龜縮躲藏在苦寒之地受苦!?
這當然是赤裸裸的羞辱，匈奴單于大怒，當即處死了主張接待漢使的匈奴官員，其後很機智的躲了起來，既不敢應戰、自然也不甘心投降。
身爲堂堂中原皇帝，劉徹爲啥會有看起來如此“中二”的舉動?看看這之前的艱苦過程，我們也許就能理解。
從當初漢高祖白登之圍、直到漢武帝即位，這期間的漢王朝事業蒸蒸日上，甚至出現了富庶到流油的文景之治，但對於北方的遊牧民族匈奴，基本上貫徹了送錢、送女子的和親政策。
但這並不是因爲中原人傻錢多，而是確實無奈。西漢王朝在休養生息，但匈奴人也沒閒着，漢文帝即位時，冒頓單于送來的大禮是一封信，裏面這麼寫着：“託上天的福，憑藉強悍的兵馬，我們已經降服了樓蘭、烏孫以及其他26個國家;所有精於騎射的人，如今都歸我匈奴統御......”
這就是明目張膽的威脅。無奈的歷代西漢統治者，只剩下和親這一條路可以走;但即使這樣，也不代表着萬事大吉;匈奴的要求一旦沒被滿足，數以萬計的騎兵立即呼嘯而至、席捲而去，以步兵爲主的漢軍鞭長莫及，只能乾瞪眼。
期間，雖然晁錯、賈誼等優秀戰略家提出過應對匈奴的方案，但當時以黃老之術治國的漢王朝上下，和親、苟且的觀點佔據了主流，皇帝本人難以改變這一現狀。
公元前141年，16歲的劉徹即位後，立志改變這一被動挨打的憋屈局面。鑑於朝廷裏大多是守成持重的老臣，他剛一繼位，就下詔在民間廣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實際上是要搭建起自己的班子。不過在太皇太后竇氏、宰相衛綰等人的反對下，漢武帝不得不罷免了那些已被舉薦的人才。
直到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去世，漢武帝才真正掌握了大權，隨即他開始實行自己對外征伐的宏偉大計。擒賊先擒王，解決了匈奴，才能徹底平定四方。但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朝廷中主張對匈奴交好的意見仍佔據了主流。
同年底，匈奴派人來談繼續和親之事，除了大行令(主管外交)王恢外，其他朝臣幾乎全部主張和親，時任御史大夫韓安國給出的理由很具代表性：“今漢行數千裏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簡而言之，打不過。漢武帝只好採納了和親的意見。
公元前133年，王恢根據邊境雁門馬邑本地人的主意，進獻了設伏誘敵深入之計。這正合漢武帝的胃口，他不顧衆人的反對，組織了30多萬大軍在馬邑設下埋伏圈。
然而，漢軍的做戲能力太差，計謀被匈奴單于識破，數十萬大軍徒勞無功，出謀劃策者王恢也被迫引咎自殺。
此事之後，匈奴幾乎與漢王朝撕破臉，襲擾更加頻繁：“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而漢武帝也明白，要解決這一大患，只能硬碰硬;但馬邑事件的失敗證明，眼下自己面臨這樣的迫切問題：沒有合格的將領，就沒有能打仗的軍隊，必須找到能夠抗衡匈奴的優秀統帥。
到了公元前129年，匈奴人衝入上谷郡，大肆燒殺擄虐。漢武帝派衛青、公孫敖、公孫賀、李廣四人出馬，各自率領1萬騎兵迎敵。
這四位將領，是當時漢王朝能拿得出手的全部精英了。然而現實很殘忍，只有衛青一人獲得小勝：斬首700人;其他人則全部失敗：公孫賀一無所獲，公孫敖損失7000人，李廣幾乎全軍覆沒、本人被活捉(後來隻身逃脫，其過程被司馬遷吹得神乎其神)。可見當時漢軍對戰匈奴時是多麼的無力。
史書稱，衛青“出於”，即出身奴隸。這話並不誇張，他自小當平陽公主的牧童，成年後又當騎奴;直到姐姐衛子夫被漢武帝寵幸，他的命運才得以改變。但衛青之所以獲得重用，完全是由於自己的出色能力：“善騎射，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有將帥材”，這就是隻有他能取勝的主要原因。
此戰後，只有衛青因功被封關內侯;而且，他也成了泱泱大漢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王牌，率領漢軍在接下來拉開陣勢與匈奴對攻。
公元前128年，衛青兵出雁門，斬首匈奴數千人;下一年，衛青等人西出雲中，擊敗匈奴樓煩王、白羊王，奪得“河南地”。河南，即當初蒙恬北逐匈奴後奪回的河套地區，秦朝滅亡後，此地一直被匈奴人佔據。
其後，漢武帝採取主父偃的意見，向此地移民十萬，在當初蒙恬營壘故址上建立朔方郡。此後的千餘年間，朔方一直是中原王朝對抗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略前沿與基地。
此後多年間，漢王朝、匈奴互有攻防，雙方各有斬獲，但漢軍一方，每次取得成績的幾乎都是衛青率領的隊伍。比如在公元124年，衛青擊潰匈奴右賢王，俘虜王子10多名、人口1.5萬人、牲畜數十萬頭，因此被封大將軍，成了漢軍的總統帥。
在下一年，一位給漢軍帶來質的提升的天才統帥橫空出世。在出徵匈奴的戰鬥中，衛青年僅18歲的外甥霍去病，率領800騎兵孤軍突襲，斬俘匈奴2000多人，被封“冠軍侯”;
小試牛刀的霍去病讓漢武帝發現，在長途奔襲方面，漢軍完全可以比匈奴人做得更好。公元前121年，他命令霍去病帶領一萬騎兵出隴西。這支精兵越過焉支山，歷時6天、轉戰千餘里，殺、俘匈奴多位貴族、高官，斬首敵軍8900人。
此戰證明，漢軍完全有能力大軍團以騎制騎，改變以往對匈奴的作戰模式。
同年夏，漢軍再次出擊，霍去病率騎兵越過居延澤(內蒙古居延海)，殺向祁連山，抓獲匈奴各級首領2500人、小王70多人，同時斬首3萬，這也是漢匈戰爭以來，漢軍取得的最輝煌戰績。
這就是著名的兩次河西之戰，對漢王朝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首先，完全佔據了河西走廊，設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打通了掌控西域的道路，切斷了北方草原對中原的西、北夾攻渠道，奠定了後世歷代王朝的疆域框架;
其次，掌控了匈奴設在祁連山的最大馬場，漢軍從此掌握了對決匈奴騎兵的重要資本;元氣大傷的匈奴人則發出了哀歌：“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第三，在漢軍的巨大壓力下，匈奴貴族內部分化，渾邪王率四萬人投降，此後的匈奴，再也不是鐵板一塊，分裂已成爲習慣。
公元前119年，漢軍再接再厲，發動了漠北之戰。10萬騎兵、數十萬步兵開拔，帝國雙驕衛青、霍去病同時出擊，進入大漠上千裏。前者遭遇匈奴單于主力，斬首敵軍1.9萬;後者對陣匈奴左賢王，斬首7萬，並且封狼居胥山。(李廣迷路，返回後自殺)
漠北之戰，是漢、匈間的一次戰略大決戰;落敗的匈奴再次遭受重擊，“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失去了肥沃茂盛的漠南後，匈奴再也無力從根本上威脅中原;漢王朝的長城內外則“馬牛放縱，畜積布野”，百餘年的匈奴邊患得到階段性解決。
兩年後，年僅24歲的霍去病去世。失去了這位不世出的天才騎兵統帥後，漢武帝更進一步的軍事計劃被中止：“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
接下來的幾年，漢王朝集中精力平定南越，與匈奴相安無事;此後，漢王朝曾兩次派兵長驅直入草原2000多裏，結果是這樣：“不見匈奴一人”;曾經威風八面，時常呼嘯殺到漢王朝邊境的匈奴人失去了當日的威風。
公元前110年，擺平南越後，漢武帝率領18萬騎兵巡邏朔方，同時派使者挑釁躲在漠北的匈奴烏維單于。這一次，與過去上百年間完全相反，忍氣吞聲的變成了匈奴人，他們一邊“休養士馬，習射獵”，一邊屢次派人，“好辭甘言求請和親”。
多年後，匈奴再次死灰復燃，漢宣帝時期纔再度消停;當然了，直到東漢時期竇憲登燕然山的壯舉之後，匈奴終於徹底被擊滅。但自漢武帝之後，匈奴再也沒有當初那樣囂張的實力與氣焰;契丹的遼國崛起之前，後世再也沒有涌現過像當初匈奴那樣的壓倒性遊牧強權;北方草原、中原農耕兩種文明的高下，在漢武帝時期定下了調子。
當然，在打擊這一空前強敵的過程中，漢王朝也付出了慘痛代價。
“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大量將士血灑疆場;
“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戰爭物資消耗、戰後的賞金，幾乎讓漢王朝的國庫爲之一空，一改文景時期“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的富庶局面。
雖然通過壓榨商人緩解了這一局面，但曠日持久的戰爭，仍舊給社會帶來了巨大傷害。爲此，漢武帝在晚年下罪已詔深深懺悔：“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享受祖先血戰成果的我們，不應當對那個時代吹毛求疵。對筆者個人而言，有三點體會：
不爭一時之氣，不逞匹夫之勇，當實力不如對手時，絕不可意氣用事;
一味的忍讓，不能換來尊重與和平，地位源自實力、決心與行動;
唯纔是舉、用人不問出處，人才是一個國家的最大資源。
任何時代，我們都會遇到敵人;但敵人並不可怕，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喪失直面敵人的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