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368年―1644年 )，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初期建都南京，明成祖時期遷都北京。傳十六帝，共計276年。明朝時期君主專制空前加強，多民族國家也進一步統一和鞏固。明初廢丞相、設立廠衛特務機構，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但同時也爲中後期宦官專政埋下伏筆。明朝時期農民反封建鬥爭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那麼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關於周忱的詳細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周忱(chén)(1381年—1453年)，字恂如，號雙崖，江西吉水人。明朝前期名臣，以善理財知名。
永樂二年(1404年)，周忱登進士第，補翰林院庶吉士。翌年進學文淵閣，尋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洪熙元年(1425年)，遷越府長史。
宣德五年(1430年)，授工部右侍郎，奉命巡撫江南，總督稅糧。在任二十二年，常私訪民間，詢問疾苦。理欠賦，改稅法，屢請減免江南重賦。與蘇州知府況鍾反覆計算，將蘇州一府賦自二百七十七萬石減至七十二萬餘石。其餘府按次序減少。
累官工部尚書，仍爲巡撫。晚年遭誣陷罷職，致仕歸家。景泰四年(1453年)卒，年七十三，諡號“文襄”。著有《雙崖集》。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周忱爲永樂二年(1404年)進士，被選爲庶吉士。自請進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等。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
浮沉郎署
周忱雖有經世才，但浮沉郎署二十年，未得升遷。夏原吉知之，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薦遷越府長史。宣德五年(1430年)，又經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的賞識，被薦爲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
整頓稅糧
周忱巡撫江南的一個重要使命是整頓江南稅糧。江南田賦重，賦稅拖欠，百姓生活艱難。周忱到任後，深入民間，調查研究。他不帶任何隨從，向農夫村婦詳細詢問最感痛苦的事情是什麼，原因在哪裏，希望如何處置。時間長了，百姓有什麼心裏話都願意向他傾訴，彼此相處如家人父子。他對下級也比較寬和，有好多事情主動同他們商量，向他們請教。對有才幹的官員，則放手提拔使用。如蘇州知府況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都成爲他得力的左膀右臂，共同促成了江南的經濟改革。
明代江南官田重賦，是明代經濟財政中一個十分特殊的現象。沉重的負擔，迫使農民大批逃亡，國家稅源減少，拖欠嚴重。蘇州府，從永樂二十年至洪熙元年(1422年—1425年)欠糧三百九十二萬石;松江府，從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1415年—1421年)不得不免徵幾百萬石。宣德初年，蘇州府累計拖欠至七百九十萬石。宣德五年(1430年)，松江額定徵收田糧的起運部分爲四十三萬九千石，實徵六萬六千石，只徵得百分之十五。實在如有人所說：“只負重稅之名，而無徵輸之實。”從朱元璋時候起就一直頒佈減輕稅額的詔令，但多數情況是朝令夕改，言而無信。因爲江南是朝廷的財賦重地，承擔着官僚、勳貴的鉅額俸祿支應。到宣德年間，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再次下詔減輕官田稅額，而戶部考慮到支出的困難，往往“私戒有司，勿以詔書爲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周忱被派往江南整頓田賦。周忱拉皇帝詔書作大旗，抵制戶部的壓力，與蘇州知府況鍾等經過一個多月的籌算，對各府的稅糧都作了認真調整，僅蘇州府即減七十二萬石(《明史·食貨志》)。周忱本想更多地降低一些官田稅率，如：當時一種田稱古額官田，稅額特別重，耕種者無力負擔，周忱請求依民田起科。太子太師郭資和戶部尚書胡濙便彈劾他“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要求給以懲治。宣宗雖然批評了郭資、胡濙，但也沒有答應周忱的請求。朝廷不願承受更多的“損失”。周忱便把思路轉到以靈活的政策辦法促進賦役改革和均平負擔上來。
運輸改革
糧食的運輸征解是田賦制度中一個十分困難與棘手的問題。當時江南田糧運送北京，有軍運，有民運。民運中，運夫百姓的負擔相當沉重，“軍船給之官，民則僦舟，加以雜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復經年，失農業。”周忱與漕運總督陳瑄商議，將江南漕糧兌給漕軍運輸，具體辦法是：民運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兌，然後由漕軍運至通州。每正糧一石民運至淮安，加耗糧五斗，運至瓜洲，加耗五斗五升。江南衛所官軍就附近倉廒直接運輸，另加給過江米二斗，鋪墊蘆蓆費五合。這個辦法，農民既省費用又便利，漕軍也得到了實惠。
運輸要加耗，鼠雀吃食、水中漂沒、腐爛等都會有消耗。所以田糧正項之外，耗米徵收是一大負擔，也是一大漏卮。最大的問題是“豪有力者只供正額，而一切轉輸諸費，其耗幾與正額等，乃獨責之貧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爲了改變這種狀況，宣德八年(1433年)，周忱創“平米法”。平米，指正額與耗米兩項而言。其辦法是：“官民田皆畫一加耗。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鬥，計輸將遠近之費爲支撥。支撥之餘者存積縣倉，曰餘米。次年餘米多，正米一石，減加耗爲六鬥。又次年益多，減加耗爲五斗。”在平米法的基礎上，又建立“濟農倉”。濟農倉米的來源，其一就是平米支撥後存留的餘米，此外，還有豐收年發官鈔所糴儲存的糧米，以及奏定“京俸就支法”所節省的耗米。據周忱於宣德七年所奏：“先是，蘇、鬆、常三府歲遠南京倉米一百萬石，以爲北京武職之俸。每石外加盤用耗米六鬥。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獨不可以三府就取乎?是歲，減耗米六十萬石。”又據《明史·周忱傳》，這個就支辦法規定，給予就地支取者每俸米一石船價米一斗。所節餘部分是耗米每石五斗。另外，在某些縣份還有向富人勸借米，清理豪右侵佔絕戶田租等。濟農倉除去用於賑貸貧民耕作食用之外，“凡陂塘堰圩之役，計口而給食者，於是取之;江河之運不幸遭風濤亡失者，得以假借”。“買辦納官絲絹，修理舍、廨、廟、學，攢造文冊及水旱祈禱”等都隨時支用。這種把田賦的徵收與徭役的支出混合使用的辦法，實際上開了賦役合徵的先河。在明代賦役制度的改革中具有開創意義。周忱亦以善理財賦著稱，如《明史·周忱傳》指出：“終忱在任，江南數大郡，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忱之力也。”
正統初年，由於寶鈔的貶值和銅幣的窳敗，銀貨幣以其不可阻擋之勢流通開來。連國家與皇帝的權威也不得不屈服於它的勢炎。於是江南四百萬石漕糧也折徵爲一百萬兩白銀。這就是金花銀的出現。田賦實物稅糧改折爲白銀，對納稅者免除了運輸等盤費與麻煩，就是改折爲布、絹等“折色”物品，也比繳納“本色”糧米合算。周忱向朝廷儘可能爭取繳納“折色”，同時，利用米糧、布絹、白銀作爲調節賦稅負擔的槓桿。“忱請檢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每兩當米四石，解京兌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松江爲明代棉紡織中心。洪武時已有以布折賦的先例。周忱再次奏請恢復松江、常州部分秋糧折布繳納。
明代有按田糧隨征馬草的稅目。馬草運輸比糧食尤難。周忱奏請每束折銀三分，繳付南京，由南京就近購買。公私皆便。洪武間，因爲北方地曠人稀，便於江浙蘇、鬆等處按田糧僉派人夫到鳳陽等地養馬走遞，充當驛夫。正統間，周忱奏請以秋糧帶徵耗米，易銀交付北方有關地區，從而減輕了江南馬伕的負擔。
正統初年，周忱被任命巡視淮安、揚州鹽務，以整理那裏的鹽課拖欠。
周忱命蘇州等府撥餘米一二萬石至揚州鹽場，抵作田賦，而令竈丁納鹽支米。當時米貴鹽賤，饒足，施及外郡。
黯然離世
周忱的改革觸及了地方豪強的利益，在朝廷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正統七年(1442年)，豪強尹崇禮攻擊他“多徵耗米”。
正統九年(1444年)，給事中李素等彈劾周忱“妄意變革，專擅科斂”。
景泰元年(1450年)，當國難當頭之際，應天府豪民彭守學又攻擊周忱“多收耗米”，甚至攻擊他“變賣銀兩，假公花銷，任其所爲，不可勝計”。戶部竟奏請“分往各處查究追徵”。
景泰二年(1451年)八月，周忱被迫致仕。“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無輕易忱法。然自是戶部括所積餘米爲公賦，儲備蕭然。其後吳大飢，道饉相望，課逋如故矣。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祀之。”
景泰四年(1453)十月，周忱去世，終年七十三，諡號“文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