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雍正的文章，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在電視劇《雍正王朝》中，雍正皇帝繼位登基後，陸續推動新政改革，其中讓李衛在江蘇試行的，便是攤丁入畝制度。所謂攤丁入畝，從字面意思理解，其實就是將存在了兩千多年的丁稅(即人頭稅)攤入田地之中，以田稅取代丁稅。
什麼是丁稅?
丁稅，又稱“丁賦”、“丁錢”、“丁口錢”、“丁銀”、“身丁錢”、“丁算”，其實就是歷朝歷代對人口稅的總稱。這種按照人口收稅的模式，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直到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纔算真正廢除。
漢代的口賦和算賦按人頭和年齡計徵，帶有丁稅和代役的性質。南朝時稱爲口錢。南齊還徵過塘丁稅。十六國中的成漢徵口錢。口出錢40文。北周時徵過丁庸，以代替勞役。宋代有徵身丁錢或丁米。
元太宗元年 (1229年)，對西域人徵丁稅，八年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1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計徵地稅;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以後又有更動。明清時稱爲丁賦。
在古代，人口之所以始終無法爆發式增長，除了戰爭和糧食產量等因素影響之外，丁稅其實也是極爲重要的一個原因。多一口人，便要多繳納一份稅賦，孩子多了根本養不起。此外，丁稅也極大影響了重男輕女的思想，同樣的交稅，男孩畢竟還可以充作勞力，而生女孩顯然有些不太划算。
丁稅雖然存在時間較長，而且始終作爲國家的重要收入來源而存在，但其實在施行過程中存在諸多弊端。例如明朝的丁稅與裏甲、均徭等四差銀一起，都由地方官員徵用，並不上繳明中央政府，因而導致各級官吏中飽私囊。
清順治二年(1645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將丁銀和田賦一起上繳，同時加強了對人丁的編審制度，清初實行三年一編審，順治十三年(1656年)以後則改爲五年一編審。通過這些措施，在剝奪地方官任意支配和使用丁銀權力的基礎上，清朝中央政府直接徵用丁銀。
雖然這些措施有效避免了官員中飽私囊，但丁稅仍然存在很大弊端，例如山西布政使高成齡便曾在奏摺中說，“富者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意思是說丁稅收取極不公平，富有者擁有大量土地，卻只繳納很少的稅負，而貧民卻反而繳納的更多。
康熙初年的直隸靈壽縣知縣的陸隴其也曾對此進行分析，按照清朝的制度，人丁需要每五年一審，然後根據貧富情況，最富有的上上戶需要每人徵收九錢，然後依次遞減，最爲貧窮的下下戶則每人徵收一錢，且新生兒添入、死亡者開除，按理來說很公平。然而，各級官吏一方面不一定能夠做到細心覈查，而有的官員則爲了所謂的政績，根本不顧百姓死活，爲了多收錢財，應刪者不刪，不應增者反增，結果搞的百姓苦不堪言。
此外，官員士紳利用優免特權隱瞞人口，奸猾之徒又以客籍進行規避，結果應該徵收的稅負便又落在了貧苦農民身上。而且，上戶利用錢財權勢將自己評爲中戶，而貧苦百姓反而被刻意評爲上戶者同樣存在。這樣一來，一方面，封建官府爲追求溢額在編審時多行虛誇，另一方面舍富就貧，丁銀溢額增多的結果便是使中下層民衆承擔起更多的丁銀來，飽受“代納”和“包賠”之苦。
這樣一種丁銀編徵，使得階級矛盾更趨激化。對於丁賦的徵收來說，其結果是“在民有苦樂不均之嘆，在官有徵收不力之參，官民交累。”
雍正攤丁入畝的改革
事實上，在康熙統治晚年，便已經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康熙四十二年(1716年)，康熙帝便曾說：“朕四次經歷山東，於民間生計無不深知。東省與他省不同， 田野小民俱系與有身家之人耕種。豐年則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 而窮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並無田地產業，強壯者流離四方，老弱者即死於溝壑。”
因此，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時，康熙帝下旨“永不加賦”。也就是說，朝廷規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數作爲徵收丁稅的固定數，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廢除了新生人口的人頭稅。
事實上，在康熙晚年時，同樣有官員看到了丁稅的不公之處，並提出了改革辦法，但並沒有被康熙帝批准。雍正帝繼位之後，同樣有人提出了改革措施，這個人便是山東巡撫黃炳，他於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提出了攤丁入畝的建議。而在一個月後，直隸巡撫李維鈞同樣提出了這個建議。
然而，此時雍正剛剛繼位，面臨的局勢極爲複雜，認爲“攤丁之議，關係甚重”，準備等朝局穩定之後再辦，因而責備黃炳“冒昧瀆陳”，繼而把李維鈞奏摺交戶部討論，結果戶部同意了李維鈞的條陳，雍正於是又讓九卿詹事科道共議，有人就攤丁提出疑議，因田畝有大小好壞之別，怕攤得不均。
於是，雍正帝又命李維鈞制定具體辦法，要求做到對國課無損，於窮黎有益。於是李維鈞開始奉命籌劃，準備將地畝分爲三等，丁銀按地畝等級攤入，不至於好壞地負擔輕重不均。十一月，雍正帝認爲他“籌度極當”，辦法完善，就命他於下年開始實行，並命黃炳向直隸學習其具體辦法，以便推行。於是，攤丁入畝經過半年的討論，便就此定下來了，在全國次第實施。
綜上所述，於電視劇中不同的是，攤丁入畝並非由李衛率先施行，而是由李維鈞謀劃施行，且試行的地區也並非在江蘇，而是在直隸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