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迪厄的工作可以這樣籠統地來描述：不斷嘗試在理論上克服具有社會理論特徵的對立性，系統地闡述對社會生活的反觀性探討。這個工作的中心是三個基本概念：“習性”(habitus)、“資本”(capital)、“場”(field)。
習性這個概念在布爾迪厄的實踐理論中佔據着中心地位，他的實踐理論試圖超越兩種理論之間的對立，其中的一種理論把實踐僅僅看作是構成性的，諸如現象學這樣的方法論和本體論的個人主義;而另一種理論則把實踐看作是被構成性的，如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和涂爾干的追隨者們的結構機能主義。布爾迪厄認爲社會生活應被看作是結構、性情(disposition)和行爲共同構成的交互作用，通過這一交互作用，社會結構和這些結構的具體化的(因而也是處於某種境遇之中的)知識，生產出了對行爲具有持久影響的定向性，這些定向性反過來又構成了社會結構。因此，這些定向性同時既是“構造性結構”，又是“被構造的結構”;它們形成了社會實踐，也被社會實踐所形成。然而，實踐並不是以態度研究的方式，直接從那些定向性中得到的，而是來自於即興創作的過程，這一即興創作過程反過來也是由文化上的定向性、個人軌跡和玩社會交互作用遊戲能力所構成的。
這種被構成的、即興創作的能力，就是布爾迪厄所謂的“習性”。布爾迪厄把習性描繪成一個普遍的生成組合體系，這些生成組合既有持久性(被銘寫在社會的自我建構中)，又可以互換位置，從一個場轉換到另一個場，在無意識的層面上起作用，在一個被構成的可能性的空間中發生，而這些可能性是由物質條件和運作中的場的交叉部分來界定的。習性既是主體間性的，又是行動中的個人的構成性的場所;習性是一個性情的體系，這一體系既客觀，又主觀。這樣，被構成的習性就是結構與行爲、社會與個人之間的動力學的交叉點。運用這樣一個習性的概念使得布爾迪厄能夠從兩個方面來分析行動者的行爲：一方面行動者的行爲是客觀上同等的、有規律的東西，然而它卻又不是規則的產物;另一方面，行動者的行爲又可以通過有意識的理性來分析。
布爾迪厄的習性概念涉及的是有關知識的基本資源，這是人們作爲生活於某種特定的文化或亞文化羣的一員而獲取的。因而，習性是一種認識性的和激發性的機制，它使個人的社會語境的影響得以具體化;它提供了一種渠道或媒質，正是通過這一渠道或媒質，信息和資源才被傳導到它們所告知的行動中。因而，客觀語境的交互作用和活動的即時性境遇都是通過習性的媒質才得以傳遞的。當習性設定一個個體的活動的較寬的參數時，人才能被理解爲創造性的生物。在特定的境遇中，人不得不在習性的背景資源中進行“即興創作”，才能處理某些未曾預見的境遇，而這恰恰是日常生活不變的特徵。
布爾迪厄的資本概念與馬克思的有關論述和傳統經濟學都有所不同，它包含了對自己的未來和對他人的未來施加控制的能力，因而，他所說的資本是一種權力形式，它致力於在理論上調解個人與社會。布爾迪厄認爲，一方面，社會是由資本的不同分配構成的，另一方面，個人又要竭力擴大他們的資本。個人能夠積累的資本，界定了他們的社會軌跡，也就是說，資本界定了他們生活的可能性或機遇，更主要的是，資本也被用來再產生階級區分。
布爾迪厄集中研究了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之間的區分和相互作用。經濟資本是資本的最有效的形式，表現了資本主義的特性;這種資本可以以普通的、匿名的、適合各種用途的、可轉換成金錢的形式，從一代人傳遞給下一代人。經濟資本可以更輕易、更有效地被轉換成象徵資本(即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反之則不然。
雖然象徵資本最終可以被轉換成經濟資本，但這種轉換卻不是即時性的。布爾迪厄以這種方式借用了馬克思的術語，思考了文化和歷史所受到的物質決定性的方式，並把階級放到他對現代社會分析中心。
雖然經濟具有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但它必須被象徵性地調解，經濟資本不加掩飾的再生產揭示了權力和財富分配的武斷性特徵，而象徵資本所起的作用是掩蓋統治階級的經濟統治，並通過表明社會地位的本質，以及使之自然化，而使社會等級制合法化。也就是說，非經濟的場通過誤認，來聯接和再生產階級關係，並使之合法化。
布爾迪厄提出場這個概念是爲“關係分析”提供一個框架，它所涉及的是對地位的分析，對行動者佔據地位的多維空間的闡述。一個特殊行動者的地位是這個人的習性與他/她在地位場中的位置之間的相互影響的結果，而地位的場則是由資本適度形式的分佈來界定的。
每個場都具有半自主性，由其自己明確的行動者諸如學生、小說家、科學家等來表明其特徵，由其自身的歷史積累、自身的行爲邏輯、自身的資本形式來表明其特徵。然而，場並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在一個場中獲得的資本酬勞可以被轉換到另一個場中;況且，每個場都是處於權力場之中的，或者推而廣之，處於階級關係的場之中。每個場都是鬥爭的場所，在特定的場的內部存在着鬥爭，存在着爲爭取權力來界定一個場的鬥爭。布爾迪厄把資本的不同形式的構成以及資本在各種場中的可轉換性，放到了對“場”的研究的中心位置。
布爾迪厄在具體的研究中把“習性”、“資本”、“場”三個中心概念相互聯繫起來，他從階級習性與流通資本之間的關係角度，把社會實踐看成是在特定場的特別邏輯之中實現的東西。一個行動者的資本本身就是習性的產物，就象場的特性就是一個客觀化的歷史，這一歷史使在那個場中操作的行動者的習性得以具體化。另外，習性還具有自我反觀性的特徵。
在這個三個概念的基礎上，布爾迪厄嘗試系統化地、反觀性地探索社會生活，這種探索揭示了社會結構再生產的武斷性條件，揭示了與社會結構相關聯的那些性情與態度再生產的武斷性條件。布爾迪厄試圖通過分析誤認的過程，即通過調查被統治團體的習性是如何掩蓋使他們處於次要地位的條件，來闡釋不平等性在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再生產。在對差異性的社會構成的分析中，在對象徵性暴力的分析中，他始終在追尋這一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