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說起衛青霍去病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衛青霍去病北征匈奴，被寫《史記》的司馬遷指責爲得不償失，班固撰寫《漢書》的時候，也採納了司馬遷的說法：“衛霍兩軍出征，去的時候有十四萬匹戰馬，卻只回來了不到三萬，這買賣虧大了!”
這就是史記的自相矛盾之處，漢武帝看了也會很納悶：衛青霍去病繳獲了上百萬戰馬，爲何只有三萬入塞?其他的莫非都被吃掉了?漢軍出征，最大的規模，也不過是衛青霍去病各領五萬，總計才十萬人，損失了十一萬匹戰馬，他們還能擊潰匈奴嗎?
不管文人史官如何唱衰，收到戰報的漢世宗孝武皇帝劉徹卻只會喜笑顏開：衛青霍去病這兩位名將，果然沒有辜負我的厚望，衛青打仗只賺不賠，霍去病雖然有點敗家，但也沒賠本兒，他搶回來的東西更有價值。
“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和《漢書·衛青霍去病傳》的記載一字不差，看來這兩位純粹的文人史官，是打定主意要睜着眼睛說瞎話了。如果《漢書》由班固的弟弟、投筆從戎的班超來寫，那麼結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某些文人喜歡睜着眼睛說瞎話抹殺名將開疆拓土之功，顧頡剛、史念海兩位大家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強鄰虎視，欲得我地而甘心，乃謂滿蒙非我舊土，不知漢之遼東、玄菟，實今遼寧諸地，右北平屬縣大半皆在熱河境內;唐代之安東都護府治所實在今鴨綠江以南，其所轄州郡，亦散佈於朝鮮半島，原強鄰侵略之野心，故當抹煞事實，而國人亦多數典忘祖，隨聲附和，豈不謬哉!
司馬遷跟漢武帝有仇，恨屋及烏，連衛青霍去病也恨上了，但是他對常敗將軍李廣和叛國者李陵，卻是大加讚揚，這種行爲跟兩千年以後的某些人差不多。
之所以說司馬遷睜着眼睛說瞎話抹殺衛青霍去病戰功，是因爲他自己的記載自行矛盾露了大馬腳——沒錯，就是馬腳。同樣是《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還有這樣的記載：“(元朔元年)
衛青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樑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
(漢武帝封賞衛青詔書)
”
元朔五年，衛青再次奏凱而還：
“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
“百有餘萬”“數千百萬”，這其中有十分之一是馬，那也有百十萬匹吧?莫非邊關負責考覈的官員怎麼對這千百萬戰利品視而不見?
這就叫選擇性失明，而這種選擇性失明，居然還有漢軍報告爲依據。
提到漢軍報告，我們就要說一說漢朝的軍隊徵召制度了：漢承秦制，軍功制度相當公平，以至於有很多人都想“邊關萬里覓封侯”。漢軍中有一種特殊的存在，叫做“良家子”，他們不在徵召的範圍之內，但卻自備弓馬隨軍出征，他們的戰馬，就叫“私馬”。
《史記》和《漢書》中那句“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翻譯過來是這樣的：漢軍出塞時候統計，有官家配發和私人自備的戰馬十四萬匹。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出塞的時候，很多人騎的都是中原地區的漢馬，回來的時候，騎的卻是來自北方的剽悍烈馬，那些漢馬是戰死還是被丟棄，都算戰損。而司馬遷往史書裏寫的時候，卻只算戰損而不算繳獲。
衛青作戰的特點，就是穩準狠，從來不打無把握之仗，他最擅長的，就是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而殲滅戰的最大好處，就是能獲得大量戰利品。這在兵法上叫做“因糧於敵”，在史書上叫做拿不動的就燒掉：
“得匈奴積粟食軍，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衛青搶了匈奴數以千百萬計的牛馬，也不能把匈奴的糧食全都運走，可見這把鐵掃帚劃拉了多少東西。
衛青善戰，但絕不死打硬拼，他有一種對抗匈奴的特殊裝備，叫做“武剛車”，有武剛車在手，衛青可以先以逸待勞挫折匈奴銳氣，比如元狩四年之戰，衛青就是
“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匈奴騎兵衝不動正面漢軍武剛車組成的銅牆鐵壁，也打不贏側翼包抄的漢軍騎兵，就只好跑路：
“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疆(強)，戰而匈奴不利，薄莫(暮)，單于遂乘六，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衛青與匈奴單于鬥智鬥勇每戰必勝，如果他的戰馬被匈奴擊殺了百分之六七十，漢軍豈不早就潰散了?按照軍事常識，只要戰損超過百分之三十，就會軍心動搖失去戰鬥力。
讀者諸君都知道，漢朝最缺的就是戰馬，以至於有“一馬抵十牛，良馬值千金”之說。而一匹良種戰馬，是可以換取同等重量甚至體積黃金的——這樣的事情，漢武帝就幹過。“千里馬值千金”，是中原王朝的無奈，這種無奈從春秋戰國的時候就開始了，而且好像一直到宋朝也沒有完全改觀，東漢世祖光武皇帝劉秀，剛起兵的時候，也只能騎着耕牛打仗。
這樣算一算就知道了：大將軍衛青北征匈奴，除了開疆拓土之外，還繳獲了數以千萬計的牛馬等漢朝稀缺資源，那是穩穩的只賺不賠。
霍去病不如衛青穩健，但是他年輕氣盛，表現出的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亮劍精神，他雖然有點小小的鋪張浪費，但是繳獲的東西一點也不比舅舅衛青少。
霍去病帶的兵不是很多，所以可能分不出太多兵力來押運牛羊，他“棄粱肉”也是無奈之舉，而士兵捱餓也純屬瞎掰——餓着肚子的漢軍又怎麼能打勝仗?匈奴遍地牛羊，漢軍又豈是吃素的?
前面咱們說過，只要打勝仗就不愁沒糧吃，這一點在漢武帝封賞霍去病的詔書中有體現：
“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
霍去病丟棄一部分戰利品，是因爲他要運輸更重要的東西：
“收休屠祭天金人……執滷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
休屠祭天金人的價值，可不是黃金何以衡量的，金日磾那樣的重量級戰俘，也是不能殺掉或放走的。這裏面還有一個問題：如果霍去病的士兵在捱餓，那好幾萬俘虜，是怎麼被押送入塞的?他們豈不是早就被餓死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在有色眼鏡下，衛青霍去病的戰果被無限縮小甚至無視了，而他們的戰損，則在司馬遷的顯微鏡下被無限放大甚至就是虛構出來的。
其實衛青霍去病之功，並不在於繳獲多少戰馬牛羊，而是免除邊患開疆拓土。而且即使僅計算戰爭消耗與戰場繳獲，衛青霍去病也是隻賺不賠：劉徹是一位英察之主，如果他做了賠本買賣，又怎麼會拿出數十萬斤黃金(是黃金不是黃銅，這一點筆者前期文章有過論證)大加賞賜?
司馬遷對衛青霍去病是比較藐視的，不但在二人本傳裏說他們戰損過多，而且還很刻薄地進行最終評價：
“青本奴虜，忽升戎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陽。寵榮斯僭，取亂彝章。”
《史記·佞幸列傳》中還不忘似褒實貶地夾帶私貨：“
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
透過這句話，我們彷彿能看到司馬遷那沒長鬍子的嘴，已經撇到耳根了。
班固寫《漢書》，也在《佞幸列傳》中照搬了司馬遷的說法，這讓我們不禁感到奇怪：你們罵佞幸男寵鄧通韓嫣，把衛青霍去病牽扯進來幹啥?
提起班固和《漢書》，我們不能不感到十分遺憾：原本這本書是由班超執筆的，但是寫來寫去，班超被衛青霍去病的精神鼓舞，投筆從戎萬里覓封侯，並且如願以償獲封定遠侯。
班超揚威西域，他哥哥班固一面擔心弟弟的安危，一面續寫《漢書》，所以其心情也是極其複雜的：一方面厭戰，一方面豔羨。所以班固後來也走了弟弟班超的封侯之路，只可惜他雖然打了勝仗，卻跟錯了人，不但沒有封侯，還丟了性命：
“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洛陽令種兢，曾受班固家奴之辱)因此捕系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
司馬遷身受宮刑，班固瘐死獄中，《史記》和《漢書》的兩位文人，結局都不太妙。但是歷史的真相不會因爲一兩個文人的個人私怨而被掩蓋抹殺，衛青霍去病被後世尊爲大漢帝國最耀眼的名將雙星，而司馬遷終其一生，也沒有再長出鬍子來。
至於被司馬遷吹上天的李陵，也早已跌落塵埃：吃着大漢的飯，練着匈奴的兵，反過來卻罵漢武帝刻薄寡恩——漢武帝誅殺李陵全家，完全是按照漢朝法律行事，李陵放下兵器向匈奴單于磕頭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他的全家依律當斬。貪功冒進在前，兵敗不以身殉國在後，爲保住自己一條小命，而把全家送上絕路。殺李陵全家者，非漢武帝劉徹，乃不孝子孫李陵也。
衛青霍去病的歷史功績，顧頡剛在《中國疆域沿革史》中有過積極的評價：
漢武帝雄才大略，任用衛青霍去病諸人當折衝之任，數次出塞，絕域遠征。元朔二年收秦故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狩三年，昆(渾)邪王殺休屠王，乃復以其地爲武威酒泉二郡;元鼎末，又復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郡，徙內地之民以實之。四郡之建置，非獨挾制匈奴，且爲同西域之要道，其重要殊不能與常郡等……
看《中國疆域沿革史》我們就會知道，如果沒有衛青霍去病徵戰之功，就沒有後來的三國第一悍將呂布(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甚至可能也沒有後來的唐太宗李世民(其先祖李暠爲敦煌太守)，我們要鍊鋼造坦克或發射衛星，也得另找地方了。
關於衛青霍去病的戰功，是不需要討論的，但是有一點我們必須要澄清：衛青霍去病北征匈奴，除了消除邊患開疆拓土之外，他們以戰養戰獲得全勝，實際上是隻賺不賠。真正把漢朝打出財政危機的，不是衛青霍去病，而是貳師將軍李廣利和原漢軍騎都尉、匈奴右校王李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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