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知道讀者都很感興趣李善長的故事，今天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明太祖朱元璋年間各色血雨腥風的大案裏，大明開國“左相國”李善長的被殺，可以說樁讓當時多少人想不到的事兒。
要知道，這位大明開國的“蕭何”，朱元璋時打天下年間功勞苦勞一堆的“大管家”，明朝六部官制禮儀制度的制定者，多年來深受朱元璋的信任。哪怕洪武十三年，著名的“胡惟庸案”震驚天下，各色“胡惟庸黨羽”手拉手上法場。與胡惟庸有着特殊關係的李善長，依然得到明太祖的保護。之後的幾年裏，李善長父子多次得到朱元璋賞賜，李善長的兒子還曾被委以重任。乍一看去，朱元璋與這位“老搭檔”的關係，依然其樂融融。
可僅僅十年後，即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就突然把臉一翻：僅僅因爲幾名御史的奏劾，就把正在崇明安度晚年的李善長揪出來，翻出了十年前“胡惟庸案”的舊賬，逼得這位七十七歲的“老相國”含恨自盡，其全家七十多口老幼也慘遭株連。這位明朝開國公認的“百官之首”，人生就此悽然收場。
可爲什麼?曾經視漢高祖劉邦爲偶像的朱元璋，會用如此“翻臉比翻書快”的手段，對待自己的“蕭何”李善長呢?
首先一個原因，就得說說李善長所屬的“派系”，那叫朱元璋自登基以來，就讓朱元璋如鯁在喉的“淮西勳臣”集團。
朱元璋能夠得天下，其核心力量，正是從一開始就跟隨其出生入死的“淮西籍”功臣們。早在朱元璋以“吳王”身份佔據東南時，當時就有“城中高簪半淮人”的說法。待到明王朝開基建國後，“淮西人”的勢力更是滾雪球膨脹，包括李善長在內的明朝“開國六國公”，清一色淮西人，左右丞相更是由李善長徐達兩位“淮西文武”領銜，五十七位侯爵也大多淮西人。朱元璋每次上朝議事，只要放眼望去，幾乎個個“老鄉”。
對這些“老鄉”，朱元璋一開始確有“和諧”的意思。得天下後的朱元璋，還曾吐槽過“偶像”劉邦“殺功臣”的往事，多次表示要和“淮西勳臣”們“卒皆保全”。開國時一向節儉的他，更不惜血本興建鳳陽中都，就盼着有一天能和“淮西勳臣”們“榮歸故里”。但“骨感”的現實是，這羣曾爲他出生入死的老弟兄，開國後就放飛了，尤其是拉幫結派，那是駕輕就熟，沒幾年下來，排斥異己的鬧劇就一樁接一樁。
比如劉基楊憲等“非淮西”的重臣，在明初開國的幾年裏，都受盡了“淮西勳臣”們的圍堵。縱是智如泉涌如劉基，也是想辭官避禍亦不可得。最後在“淮西勳臣”們的構陷裏身患重病，落得不明不白離世。“淮西勳臣”裏的“新貴”胡惟庸，坐上了左丞相寶座後，更是從此撒了歡，沒幾年就培養出自己一套“團隊”，還與北元倭寇“勾勾搭搭”，終於“作”出了“胡惟庸大案”，招來朱元璋的一通大殺。
更爲嚴重的是，這些爲大明建國流夠了血的“淮西勳臣”，明朝開國後沒幾年，就成了新生大明王朝的毒瘤。由於這些人各個掌握着肥沃的土地，享受着強大的特權，於是也越發肆無忌憚，破壞國家法度乃至腐化墮落，幾乎都成了常事。特別是“腐化”，那更成了流行風氣，這羣人治國無能，收受賄賂乃至“享樂廢法”，幾乎樣樣都不用教。倘若由着這些人鬧騰下去，初建的大明王朝，百分百要走上諸多“農民起義政權”短命的老路。
所以，對於明太祖朱元璋來說，這羣他曾盼着“一起慢慢變老”的“淮西勳臣”們，早就變成了一羣必須惡整的人。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大案”，別看株連極多，其實也只是開始。身在其中的李善長，自然也是朱元璋的“目標”之一。但對於李善長，這事兒卻還是不一樣。
在“淮西勳臣”裏，李善長是個核心人物。他雖然不似徐達湯和等人手握重兵。但明朝開國戰爭裏，他其實就是“朱元璋團隊”的“管家婆”，乾的就是苦活累活，根子也扎得極深。而比起漢朝的蕭何來，同樣有着“蕭何”美名的他，權力慾卻更重。以《明史》的形容說“外寬和，內多忮刻。”典型外寬內忌的角色，大明第一智囊劉基的晚年悲劇，雖是胡惟庸親手製造，但劉基的失寵與獲罪，也同樣有李善長一次次推波助瀾。
而且在“淮西勳臣”內部，雖然李善長早在洪武四年就早早隱退，但後來呼風喚雨的胡惟庸，最初只是寧國縣一個小小的知縣，就是李善長一手提拔起來。李善長的侄孫李佑，又做了胡惟庸的侄女婿，倆家正是“親上加親”。如此親密關係，也令李善長在胡惟庸倒臺後，惹來一陣陣喊殺聲，卻被當時的朱元璋硬生生摁下去。
爲什麼這時朱元璋不“動”李善長?一是以《明實錄》的說法，朱元璋念舊情，不忍心“動”。李善長與“半路躥紅”的胡惟庸不同，和後來被殺的藍玉更不同，這是在朱元璋“創業”早期就跟隨他的老臣子，多少次爲他排憂解難。“舊情”當然極深。更重要的是“不能動”，如前文所說，李善長是一個擅長“退到背後做文章”的人，自己退休前就能“捧”起胡惟庸，對劉基也能“放暗箭”，這樣一個樹大根深的人，當然輕易動不得。
放在洪武十三年，那時的明王朝，北方與西南都面臨北元殘餘勢力的威脅，經濟民生更是一片凋敝，輕易亂不得。“追殺”李善長?在洪武十三年時，並不現實。所以，就算沒“舊情”，朱元璋也要先忍下這口氣。
而這事兒，對於李善長來說，其實也是他最好的“全身而退”機會。如果李善長能夠明白自己的處境，瞭解朱元璋的用心，主動“知退”，七十七歲那年的慘劇，未必就會發生。比他與朱元璋更有“舊情”，也同樣有“威脅”的“淮西勳臣”湯和，不就成功脫身了?
但這，也恰是李善長悲劇的第二個重要原因，看他七十七歲之前的表現，幾乎就是步步“作死”。洪武十八年時，朱元璋就免去了李善長“勾結胡惟庸”的“罪過”，將他安置在崇明養老。但李善長卻心安理得，這，就已經埋下了伏筆。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七十七歲的李善長，又接連“作”了兩個事：一是找“老鄉”湯和借三百士兵，只爲給自家修宅子。別看只是三百人，“借兵”這事兒，就觸犯了朱元璋的忌諱。二是給自己的黨羽求情，請求朱元璋赦免部分被充軍的“故舊”。兩件事合在一起，也就讓朱元璋明白了：這看似公益無害的李善長，既能“借兵”，還念着“黨羽”。接下來的血腥一幕，已是可以想。
與其說，是做久了高官的李善長，在人生關鍵時刻犯了傻，不如說，這是性格決定命運，一個“外寬和，內多忮刻”的李善長，到了這個處境，必然會這麼“爭一爭”。既然不能思退，自然也就栽進萬丈深淵。
而在李善長自盡後的第二年，郎中王國用憤怒上書，一字一淚痛陳了李善長的冤情。幾乎是做好了上書後被朱元璋處死的準備。但朱元璋卻“雖不能用，亦不罪也”。確實，他何嘗不知道李善長是冤枉的，但事情重來多少遍，他都會這麼對李善長。
封建皇權爭鬥的無情冷血，看過朱元璋李善長這對老哥們的“舊情”，就有多少唏噓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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