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遙望歷史的河流，感受歷史的滄桑，和小編一起走進了解拓跋珪的故事。
“子貴母死”制度源自北魏的開國皇帝拓跋珪。初行此制時道武帝拓跋珪像是經過相當充分的考慮，懂得它的得失之處，而且多少有應付不測的思想準備，而不像是一種臨時心血來潮的不顧後果的因應措施。拓跋珪這樣一個“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的野蠻人，居然找到偶見的漢代典故作爲口頭依據，雖有“太子”的強烈反抗而不回頭，並且從此形成代代因襲的北魏定製，這顯然不是用個人的殘酷習性可以解釋通暢的。也許這種需要付出如此巨大代價的制度，一定有某種還沒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層背景。
拓跋珪屬於鮮卑族拓跋部.拓跋舊制，“七族”、“十姓”血緣相近，“百世不通婚”，拓跋婚姻必取之拓跋以外部落。拓跋部世代與周圍部落酋長通婚，其祖母是燕國慕容氏(就是天龍八部中的姑蘇慕容，歷史上是鮮卑族的一大部落)，母親和老婆是賀蘭部賀蘭氏(匈奴族)，另一個老婆是獨孤部劉氏(匈奴族)。
按習俗，這是一種政治婚姻，它能鞏固婚家部族利益，也有利於部落聯盟的維繫與鞏固。事實上，有不少部族與拓跋是世代通婚，包括娶後和嫁女。君後有強大的部族背景，部族也因君後而增加影啊。
拓跋珪在建立北魏的過程中，得到了慕容燕國、賀蘭部、獨孤部的很多幫助。但當羽翼豐滿後，爲了鞏固中央集權統治，拓跋珪不惜對原來幫助過自己的親人下手，先後打散、消滅了慕容、賀蘭、獨孤三大部落，將原來的部落民變成了普通市民，原來的部落酋長變成了北魏任命的官員。
道武帝依靠後族支撐自己的部落聯盟領袖地位，完全沒有問題，但要靠它樹立一種超越一切之上的專制君權，卻是辦不到。道武帝必須有一個集中權力的過程，其中包括剝奪母后和母族權力，特別是母族干預拓跋事務的權力。剝奪權力必將影響現實利益，引起強烈反抗，因而是非常棘手的問題。
爲了一勞永逸的根除後患，拓跋珪推出了“子貴母死”制度。先是賜死了劉氏，又把賀蘭氏關了起來。
“初，帝母劉貴人(案：劉貴人出自獨孤部)賜死，太祖告帝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爲亂。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爲長久之計。’”--《魏書·太宗紀》。
一個野蠻皇帝對這樣一個重大決策引漢典爲據，表面看來說的是漢武帝故事，實際上卻全是拓跋宮廷內情。所謂婦人與政，指的是道武以前各代後宮母強立子的慣例;所謂外家爲亂，指的就是幾代以來各外家部族干預拓跋君位傳承。
細審道武創業戰爭的主要攻戰對手，叔父窟咄除外(這正是由於拓跋部並未建立嚴格的嫡長子繼承製度，拓跋珪不被一致認同爲當然繼承人的緣故)，幾乎都是與拓跋世婚的外家部族，即道武妻族獨孤劉氏諸部，母族賀蘭賀氏諸部，祖母族慕容諸部，其中並沒有一個是拓跋部的宿敵。這正證明了，拓跋珪創業的主要障礙不是別人，而是拓跋部的外家部族。
拓跋珪建立“子貴母死”之制，不惜以殺妻爲代價來鞏固北魏帝業，正是有鑑於拓跋屢代強後及後族干政引發動亂的慘痛教訓。
也許是報應吧，因爲對自己的親人、恩人下手太狠，拓跋珪不久就開始精神失常，最終被不忍心看到自己母親被賜死的賀蘭氏之子殺死。但“子貴母死”制度卻延續了下來。
這一違揹人倫的制度，在後來被宮中野心家利用，竟實行了上百年，沿襲了七代。
這裏要重點說一說文明太后馮氏，就是《錦繡未央》裏李未央(馮心兒)的原型(從奴婢到皇后再到皇太后，最後爲太皇太后，傳奇的一生)。
馮太后本是漢人，出於北燕皇族，入北魏後坐父誅入宮，因緣而爲皇太后，又由於特殊機遇得到弄權機會，但並無外家實力支撐。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權力慾望極強。在短暫執政之時，就爲自己長久之計進行籌畫。
她從保太后受尊重的事例中得到啓發，深知最可靠的手段是母養皇儲，從而控制日後的新皇帝。這等於是掌握了政局的未來。恰在此時皇子宏(即後來的孝文帝)生，馮太后“躬親撫養”，這一沒有母親的幼小皇子就成爲馮太后手中“奇貨”。她堅守子貴母死之制，除賜死儲君之母以外，甚至誅戮至於儲君的母族。孝文即位，馮氏爲太皇太后，她牢固控制孝文帝，而且進行下一步籌畫。孝文產子，“生而母死”，就是說不待立儲之日，母林氏即被賜死。孝文帝曾經想廢除此制，挽救妻子林氏生命，以不能逆馮太后旨意而未能成功。馮太后不但自己掌握了兩代儲君，還引諸馮氏女入宮，其中二人後來相繼被立爲孝文皇后。
而且，這些馮氏女當權後也效法其姑故伎，奪取新產皇子而母養之，賜其母死。
因此，由文明太后開端，諸侄效尤，子貴母死之制不但未得廢除，而且更形鞏固，並演化爲強人傾軋的殘酷手段，陰毒恐怖氣氛瀰漫於遷洛以後的北魏後宮之中。
孝文帝臨死前才下決心揭除馮氏內外勢力，但未及正式宣佈廢止子貴母死之制。直到宣武帝后宮胡氏產子逃過了各種暗算，三歲時立爲儲君，即後來的孝明帝，儲君之母胡氏亦未賜死，即以後的明太后。胡太后是北魏一朝唯一憑血緣關係擅權的母后。至此，實行了百年的子貴母死之制事實上被廢除了，但是北魏國祚事實上也終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