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了漢武帝的一些故事，歡迎閱讀評論。
班固的《漢書·西域傳》記載：漢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這就是歷史上有關於的輪臺罪己詔記載。漢武帝在自己執政的晚期，突然改變了政策，不再向外發兵，而是轉向內部休養生息。政策的轉折出現於徵和四年(前89)，也就是漢武帝死前二年。這一年，漢武帝所頒佈的輪臺“哀痛之詔”，是中國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較成功的嘗試，它澄清了紛亂局面，穩定了統治秩序，導致了所謂“昭宣中興”，使西漢統治得以再延續近百年之久。
細細考察漢武帝的功過，會發現武帝的全部事業，幾乎都是在光二年至太初三年(前133—前102)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其中除四出征伐外，還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樣的意識形態的改革，還有如收相權、行察舉、削王國、改兵制、設刺史等項政治、軍事制度的改革，還有如統一貨幣、管鹽鐵、立平準均輸制等項經濟制度的改革，等等。河決瓠子奪淮入海，爲害武帝一朝達二十餘年之久，也是在這個時間之內修復的。
如果細細考察漢武帝在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每一項事業的具體時間，我們就會發現，絕大多數事項都是元狩(前122—前117)、元鼎(前116—前111)年間做成的;有少數完成於元封年間(前110—前105);只有伐大宛一件事在元封以後，而伐大宛雖然事出有因，但並不是必要的。如果不計伐大宛這件並非必要之事，那麼漢武帝在元封年間已經完成了歷史賦予他的使命，從此着手實行政策的轉折，應當說正是時候。
漢武帝認爲自己該辦的事都已經或都即將辦完，可以說已經到了“功成治定”的時候，才於元封元年舉行封禪大典，並使用元封年號。這就是說，在元封年間實行政策的轉變，應當是漢武帝考慮過的。元而且封年間已經出現了較大的社會險象，也就是流民問題 。《漢書·石奮傳》附《石慶傳》：“元封四年(前107)，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謫)之。”從這裏看來，武帝在元封年間改變政策以安百姓，也完全是形勢所必需的。
轉變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漢武帝對此也有所認識，爲什麼他要遲到徵和末年自己臨死前，纔在輪臺詔中確認這種轉變呢?
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從史籍中找不到現成的答案，只能從事態發展中探尋跡象，進行分析。我認爲，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漢武帝對開邊之事心裏無數，不知道該在什麼地方適可而止;另一個原因是，漢武帝與衛太子的矛盾制約着轉變政策這件事情的整個過程。可以說，漢武帝在完成積極事業的過程中，該止步的時候沒有止步。只是到了最後時刻，他才下決心頒佈輪臺“哀痛之詔”，力圖挽回將頹的局勢。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漢武帝的目的應當說基本達到了。班固所做“仁聖之所悔”的評論，對漢武帝來說大體上是合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