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監不可怕，就怕太監有文化。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歷朝歷代都有宦官，可有些朝代的宦官乘風破浪，很能作妖。
譬如說明朝，明粉兒腰桿再硬氣也總不至於對明朝的宦官之禍視而不見，非要把魏忠賢洗白成“忠賢”，這就沒法聊了。
網絡上一直流傳着所謂“明朝四大權閹”的說法，這四個人分別是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按照我來說，這四個宦官之所以毫無廉恥、作惡不斷，恰恰是因爲沒好好讀書，教育上出了問題。
本來，明朝開國皇帝就很重視教育。
朱元璋自己是個粗人，深知文化人的厲害，時時刻刻提防着。讓太監識文斷字，那不等於擺一堆文化人放到自己跟前兒了?越發顯得自己沒文化，真可怕。太監就做些粗淺的體力活得了，嚴禁太監接受文化教育!甚至樹立了“內臣不得干政”的鐵碑，嚴厲限制宦官，不允許他們干涉政務。
但他的子孫們卻並不這麼想，越是有權的地方越喜歡高學歷。堂堂九五之尊的皇帝家裏，養着一羣大字不識的蠢貨怎麼能行，恨不得連掃樓梯的都是985的名校畢業生纔好!
一、內書堂：再窮不能窮教育
時代在變，人性不變，朱元璋的子孫們書讀得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喜歡跟有知識的人在一起。於是漸漸忘了祖訓，不斷重視教育，提高身邊人的知識文化水平。
明初，太監多是來源於貧困無生計的底層人民，甚至有強制閹割外國戰俘入宮的。這些人幼年失學，爲了能吃飽飯只得選擇入宮當太監。可以說，這是一羣別無選擇的可憐人。他們入宮後，一般都從事灑掃侍奉等雜活，沒有高額薪水，沒有五險一金。他們識字都不多，更談不上有什麼文化修養。
沒有教育就沒有未來!
再窮不能窮教育，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後，爲了提高太監的文化水平，便下旨開設了“內書堂”，宮裏有志於學的太監們有了“專升本學習班”。內書堂挑選聰明伶俐的小太監，教他們學習四書五經、練習書法，學期三年，學成以後，分配新的工作。
內書堂這個機構，看似不起眼，其實明眼人都知道是作爲“後備太監骨幹”培養的，師資力量強得驚人。內書堂中的老師，都是從翰林院延請，最低檔次也是編修，最高甚至有翰林院侍講、侍讀等官員。所謂侍講、侍讀，都有資格給皇帝上課的學者。也就是說，內書堂的小宦官們，不用買學區房，也不用通過高考，就能享受到皇帝才配擁有的教育資源!
相比之下，名義上的明朝“最高學府”國子監，裏頭很多老師也不過是舉人而已。但內書堂的老師，不僅全是進士，而且都是進士中的戰鬥機——庶吉士出身。連寫出《農政全書》、翻譯《幾何原本》的著名科學家徐光啓，都有在內書堂教書的工作經驗，讓他們來教太監認字，那簡直是殺雞用牛刀。
師資力量如此之強，教學要求當然也非常嚴格。
《戒庵老人漫筆》記載，翰林院出身的陳沂回憶當年教書的情形，說這內書堂中四五百個小太監，每天都要檢查學習情況，不過關者受罰，每次受罰的都有二百七八十人，超過一半。處罰方式就是打，輕者穿着衣服捱打，重則“褫衣露體”，脫下衣服跪在一起，按照順序，一個一個用大棍子揍。
而太監們回憶自己在內書堂的求學經歷，那就更悽慘了。明末太監劉若愚，在《酌中志》中寫道，小太監在內書堂中一旦違反學規，就要捱打、罰跪。有一種叫做“兩手扳著兩腳”的處罰方式，特別驚悚，它有點類似現在體能測試的“坐位體前屈”，不同之處在於，這個動作要站着完成，且一站就是幾炷香的工夫，受此處罰者，都苦不堪言。
▲就這個動作，維持一小時，確實比較痛苦
內書堂雖然艱苦，但宦官們依然把內書堂視爲“正途”，教育能改變命運，知識就是力量啊!
從內書堂裏走出來的精英宦官們，有資格進入一個大名鼎鼎的部門——司禮監。
二、知識改變國運
如果說內書堂是太監心目中的國子監，那司禮監，就是太監心目中的內閣。
司禮監這個部門，洪武年間便已經設立，但當時只不過是一個掌管宮廷禮儀的普通機構。它在後來一躍而升爲宦官部門之首，據說還是託明宣宗朱瞻基的福。
內書堂普及教育之後，朱瞻基就擁有了大批識文斷字的宦官，這些宦官進入司禮監，並獲得了司禮監批紅的權力。
所謂“批紅”，是明朝皇帝行使決策權的一種方式。臣下送來的奏本，內閣草擬好批覆，再經由六部審議之後，還要皇帝批紅，才能確認爲旨意。但皇帝日理萬機，不是每一本都能親自作答，寫不過來的，朱瞻基就讓司禮監按照擬定好的意見，用硃筆抄錄，然後下發。
太監能接觸到帝國核心權力，便是由此而始。
教育能改變命運，教育也能改變國運啊!
朱瞻基怎麼都沒想到，自己讓太監們接受教育這個“好事兒”隱隱中埋下了大明朝亡國的禍根。
只是朱瞻基也不想這樣，還不是他的暴躁爺爺朱元璋留的鍋。
朱元璋誅殺胡惟庸和汪廣洋，並以此爲由頭廢除丞相，是明初的一件大事。教科書上寫的大家都看過，廢除丞相與中書省，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皇權得到空前加強。但是廢除宰相的副作用就是，一切繁雜政務都壓在了皇帝身上。
除了朱元璋這個精力異常旺盛的超人級皇帝之外，後面的皇帝，包括朱棣，都沒有足夠的精力一人擔負起全部工作。即便是朱元璋也需要大臣草擬聖旨，更不要說後世那些能力平庸的子孫了。所以皇帝辦不完的事，終究要靠人幫忙，這就是內閣的起因。
只是習慣於乾綱獨斷的皇帝，已經廢了宰相，怎麼會放心把權力重新給出去呢?
大臣只有上朝那會兒是天天見的，況且上朝隔那麼遠，還未必能說上幾句話。而太監卻是隨身侍奉，不敢缺席。那麼，大臣與太監之間，孰親孰疏，孰遠孰近?
如果作爲外人的大臣都是飽讀詩書、文化水平極高的一羣人，大字不識的太監怎麼能跟文官士大夫抗衡?掌握帝國算法的是一羣大神級的程序員，太監們至少得懂個五筆吧!
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明朝皇帝都會作出同樣的選擇——讓宦官接受文化教育。
無論內政還是外交，在各個方面，皇帝都需要太監去分文官的權，這分來分去，就分到了批答奏本的頭上。不會識文斷字怎麼去搞批答奏本?
朱元璋不許內官識字，文化水平高的太監雖然不是不存在，但畢竟鳳毛麟角。而內書堂的出現，打破了知識被文官壟斷的局面，皇帝擁有了一批新的通曉文墨的助手，司禮監繫統的建立也就順理成章了。
經歷了內書堂的教育，部分宦官終於也一隻腳邁進了文化人的行列，即使是最末端的一股泥石流。
《金臺紀聞》提及內閣與司禮監之間，有一個很明顯的地位升降變化過程：英宗時期，首輔接見司禮監太監，只需穿便服，而司禮監太監要向首輔作揖行禮，然後告退。到成化朝，雙方會面結束後，內閣首輔卻要親自將太監送出內閣。等到正德年間，司禮監掌印太監甚至都不必親自到內閣來，只派幾個少監過來傳口信。司禮監與內閣，宦官與文臣，已然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
如此，一個皇帝心目中的合理結構形成了——內閣雖然可以草擬聖旨和對題本奏本的批覆，但在外，要受到外朝大臣的監督，在內，又要受到司禮監“批紅”的制約，既保證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又省心省力，減少皇帝的工作量。皇帝只需要防止內閣與司禮監達成合作同盟——例如萬曆首輔張居正和馮保，就能高枕無憂。
而這，無疑是朱瞻基精心設計的結果。
三、權閹原來不讀書
再說“四大權閹”，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沒有一個是內書堂出身。
魏忠賢是半文盲，成年後才入宮;汪直是被閹割的幼童戰俘，得寵是因爲軍事;劉瑾更是靠着依附其他太監才得以入宮，這三個人都沒有在內書堂學習過，文化水平相當一般。而王振雖然有點墨水，但他進宮時，內書堂可能都還沒成立。這幾個流氓無賴無法無天，禍亂朝綱，與內書堂實在扯不上什麼關係。
相反，當我們再來看看明朝名聲較好的“賢能”宦官，如懷恩、李芳、陳矩等人，他們是明史蓋章認證的“賢者”，符合士大夫道德標杆，這些人可都是內書堂走出來的。
有時候還真的不能不相信教育的影響力。
內書堂的教育，相當注重對學員道德的培養，說白了就是“洗腦”。
宦官們的學習教材中，有大量有關倫理道德、典章制度的內容。翰林院的老師們，也不會放過這個道德教育的機會。狀元焦竑在內書堂教書時，就常常給學生們講前朝宦官的故事，以史爲鑑，警示宦官不可胡作非爲。
因此，有內書堂教育經歷的宦官，往往具有更高的修養。
以萬曆年間的陳矩爲例，他爲人“平恕識大體”，管理司禮監和東廠期間，非但沒有趁機作亂，反而還平反了不少冤獄，簡直是一位恂恂儒者。而另一位司禮監太監懷恩，極力嚮明憲宗進諫不可廢太子，最終保住了明孝宗的太子之位。
由此看來，內書堂不僅不該爲“權閹專權”背鍋，反而還是一個提高宦官道德水平的好機構。明朝宦官作亂，不是因爲作亂的宦官讀書太多，恰恰是因爲他們讀書太少。這些大老粗因爲沒有什麼道德上的束縛，所以在鑽營權力上可以放開手腳，不擇手段，取得皇帝的歡心。而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太監，就因爲不夠魏忠賢之流無恥，無法獲得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權力。
以明朝的政治體系而論，爲了鞏固皇權，宦官參與政治，是皇帝的必然選擇。
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宦官通過接受教育站在了風口，將知識文化作爲晉升的階梯，順利成爲皇帝約束文官士大夫的工具，也收穫了超越前代的權力地位財富。
如此覆盤下來，明朝的太監真的是“知識改變命運”的實踐者，只是悄然被改變的，還有大明王朝的國運。
有些歷史細節推敲起來真讓人驚出一身冷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