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西晉王朝，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司馬懿子孫建立的西晉王朝爲何會迅速滅亡?答案很簡單，孃胎裏帶出的毛病，根兒不正。不過請注意，這個“根兒”不是說“篡位”。事實上，作爲正統政權系統，或者說一個“王朝類型”來說，曹魏、西晉、東晉、南朝的宋、齊、樑、陳，其實是一脈相承的父子兄弟。
我們只是淺白地觀察這些王朝的命運，都能發現，哪怕是時間最長的東晉，其實也一直處於政局動盪的狀態，要麼就是權臣門閥操縱皇帝，要麼就是地方強藩凌虐中央，再不就是外鎮宗王謀反，還有就是北方強敵逼近，瀕臨亡國滅種。
無獨有偶的是，上述的各個王朝，幾乎都有類似的問題。
爲什麼?
“根兒”，其實在曹丕建立的曹魏身上。
曹丕不但創造了禮儀最爲完備的皇帝禪讓的制度，還對自秦國商鞅變法以來，流傳了500多年的秦漢政治、社會體制進行了全面的修正。
很多人不瞭解的事實是，秦律在秦朝滅亡之後，被漢王朝所繼承，經蕭何之手，作漢律九章，歷經漢武帝、漢宣帝、漢元帝、漢成帝、漢哀帝等多次的調整和增刪，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漢律管理體系。
這個體系，在王莽篡政期間被破壞了一部分，到了東漢建立，雖然用了漢的國號，卻並沒有把“前漢”的政治繼承下來，而是結合漢光武帝所依賴的諸多世家大族，以及平定天下的元從士兵，對前朝的政治制度進行了修正。
但這種修正，只是很大一部分前朝“律令”被束之高閣，而非廢除，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在長沙跑馬樓發現的“三國吳簡”中戶籍記錄，仍然存在“二十等爵制”中的爵位，更有意思的是，所有成年男性的爵位都是第八級“公乘”。
也就是說，在“二十等爵制”的所有特權、意義全部消失之後，戶口本上仍舊要給每個人登記爵位，這種情況就類似於在今天的個人信息表上填寫“家庭成分”，貧農或者資本家。
這部分社會管理的制度遺存，與西漢中後期開始興起的儒臣掌握國家的趨勢，並行不悖，已經被貶低到賤役資格的百石以下小吏們，與二百石以上的儒學身份長吏，已經成爲兩個階層，儘管按照“前漢”的制度邏輯，他們都是國家的公務員，甚至在《漢書·百官公卿表》中，還寫着“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
但是，在逐步形成的士族社會、豪族社會之中，每一個流傳了四百年的名詞，都不再是原本含義。
而在漢末大亂之後，經過曹操的篳路藍縷，曹魏政權雛形漸具。
曹魏政權是“篡”來的買賣，在進行政治和社會架構的過程中，無不以吸引原體制中精英階層向自己的“不合法皇權”低頭爲前提。
爲了保障“最支持”自己的士族門戶可以維持權位，大搞“九品官人法”;爲了保障自家對地方的武力優勢，確立“世兵制”，將兵戶變成皇帝的部曲;爲了保障皇權獨大，把迫不得已封王的兄弟子侄們，當做犯人管着。
整個帝國的結構，則是皇帝掌握國家部曲(兵戶出兵)和平民(出糧)，壓制高級士族，高級士族壓着低級士族，低級士族壓着寒門豪族，所有“家族”都藉着國家權位侵奪平民百姓，形成一個又一個的宗族圈子和壁壘，他們手裏有人口，有土地，有糧食，甚至於有武裝。
爲了在社會層面上與這些“支持者”取得共識，曹魏政權又重新刪定了漢律，添加《新律》18章，變成《魏律》，徹底實現了法律層面的儒家倫理化。
此後的數百年間，上述政權，其實就是在曹魏的這套制度底子之上，前進、後退，西晉政權爲了防止自己被權臣篡位(因爲強大的中軍就在洛陽，一旦被權臣掌握，就是江山易主)，才搞出了宗室諸王領兵的改革。
而西晉的這通改革，在“八王之亂”的最初並沒有顯露出惡果，早期的權力鬥爭，還是依賴洛陽的禁衛搞宮廷政變的模式，但是隨着宗室諸王的一步步介入政權的爭奪，擁有地方兵權的諸王們，願意去拉攏有戰鬥力的一切盟友。
比如匈奴漢劉淵其實是成都王司馬潁的支持者，而鮮卑諸部則和東海王司馬越關係不錯，而日後肆虐中原的羯族石勒，則是臣服於匈奴漢的大賊。
當西晉王朝賴以鎮壓天下的中軍武力逐步消耗乾淨，首先進入的是羣雄割據的狀態，而非“五胡亂華”的圖景，比如控制兗州的苟晞，晉陽的劉琨，幽州的王浚，荊州的王敦以及散居河洛、關中的諸多晉朝顯宦。
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匈奴漢政權只有“平陽”都城周圍的一小塊地盤，哪怕同在今天山西省的“晉陽”，也就是太原都不在他們的手中，偏偏散居天下各處的晉朝高官顯宦們，根本沒有聚合力量，一舉殄滅之的興趣，而是自己殺來殺去……
這種景象，也就是所謂的“中樞失權”，在曹魏一直到南陳的幾百年間，可謂屢見不鮮，歸根結底就是自漢代發育起來的高門大族，已經成爲集學閥、軍閥、大地主、大官僚一身的以家族爲紐帶的“怪物”。
這些怪物的存在，讓任何政權的統治，都是“以力服人”，力最強者(能壓倒所有家族的)爲皇帝，比如曹丕、劉裕，力最強者(不能壓倒所有家族的)爲權臣，比如王敦、桓溫。
如果沒有這樣的武力強人出場，則是大族共治的脆弱平衡，比如王導、謝安，直到有新的強人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