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酷吏”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所謂的“土皇帝”，是指盤踞一方的軍閥或土豪劣紳，亦泛指稱霸一方的壞人。西漢時期，地主豪強勢力急劇擴張，藐視國法，在地方也做起了“土皇帝”。
在濟南頗有惡名的瞷氏，仰仗着家中財力雄厚，人丁旺盛，經常與朝廷唱反調。由於，當時朝廷並未針對豪強地主制定相應的政策，所以，地方官對此毫無辦法。爲了解決豪強藐視中央，爲禍地方的情況，漢景帝派拜郅前往濟南擔任太守，對這塊豪強問題的“重災區”進行整治。
拜郅上任的第一天，就帶人查抄了瞷家，並將該家族的首惡一舉誅殺，樹立了朝廷的威信。此後，瞷氏再也不敢對抗朝廷，“餘皆股慄”。郅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解決了濟南的豪強問題，在全國引發轟動，附近的太守都以郅都爲榜樣，在各地撲殺豪強勢力。
看起來，這是個振奮人心的故事，實則不然。
郅都雖然打壓了地方武裝，但是，卻給官場開了個壞頭。後來，那些以郅都爲榜樣的官員，都開始效仿郅都的作風，以至於，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逐漸演變爲“酷吏”，殺伐無數。
由郅都而衍生出的“酷吏”主要有以下幾種特點：
首先，是清正廉潔，根據正史的記載，被奉爲“古今酷吏第一人”的郅都，就是清正廉潔的典範，他從不接受賄賂，哪怕是親戚朋友的請託也一概回絕。後來的酷吏董宣也是如此，在他去世後，葬禮十分潦草，只有及斛大麥隨葬。
其次，漢朝的“酷吏”一視同仁，對所有人一概用重典。對不服從管制的，不論是高官還是貴族，絲毫不留情面，以至於，連宗室子弟都不得不對酷吏敬畏三分。
當時，公主的奴僕因殺人，受到了公主的窩藏，董宣收到消息後，擋在大路上，趁着公主帶罪犯出行之時，當着公主的面將罪犯格殺。之後，公主哭哭啼啼地找皇帝告狀，皇帝也不好爲難董宣，只是讓他向公主賠禮認錯。誰知，董宣根本不就範，堅決不肯向公主低頭。
漢朝酷吏的最後一個特點就是，在職涯中得罪了太多的人，所以，他們的人生大多以悲劇收場。前文中我們提到的郅都，因爲冒犯了藩王踢到了鐵板，太后下懿旨要將郅都誅殺，連皇帝都保不住。王溫舒比前者死的更慘，因爲得罪了同僚，被人彈劾，皇帝滅了王氏滿門，牽連五族。
縱觀漢朝時期的酷吏執法，再來分析其得失。這些酷吏一生殺人過多，手中人命無數，他們的下場自然不值得同情和可憐。不過，他們的操守是值得肯定的，所以，司馬遷、班固等史學家纔會爲他們立傳。漢朝以後，很少會看到酷吏的身影，就算出現了酷吏，也屬個別現象。
其實，這並不難理解，像漢朝酷吏一樣，將職業生涯中能得罪的人得罪個遍，最後，還潦草收場，博不到好名聲，誰會做這種沒有回報的傻事呢?
當然，這也只是最初意義上的酷吏消失了，另一類“酷吏”卻悄然崛起。
與前者一樣，他們同樣冷酷無情，但是，他們卻失去了“前輩”們的初心，徇私枉法，且開始針對不屬一個利益集團的其他官吏。在歷朝歷代，我們都能看到這種酷吏的影子。
他們在官場上爲人處事圓滑，風格極其勢利，在面對政敵和百姓時，他們往往會拿出“秉公辦事”的一面，處處刁難，有時還會挑戰法律的底線。若瞭解到漢朝酷吏的爲人，或許我們會對其保有幾分好感。那麼，史料中後來出現的新型“酷吏”，則只會給人留下憎惡。
例如，清朝時期的《老殘遊記》中，就出現了這種新型“酷吏”——玉大人。玉大人對治下百姓無所不用其極，甚至發明了一種叫“站籠”的刑罰，就是讓犯人站在特殊的籠子裏，籠子頂部卡住犯人的脖子，將其雙腿懸空。這樣站上一個晚上，普通人早就一命嗚呼了。
其實，“玉大人”雖然是個藝術形象，但現實裏卻有他的原型，也就是山東曹州知府：毓賢。這位酷吏在任不滿一年，被以“站籠”酷刑處死的無辜百姓就超過了兩千人。之後，毓賢在京向端王載漪、莊王載勳、大學士剛毅等力薦拳民可用，獲准面見慈禧太后，1900年被再次起用爲山西巡撫。
到了1900年7月9日，他在巡撫衙門西轅門前，毓賢將這46人盡數殺害，婦孺皆不免。不但如此，毓賢親手殺死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區正主教艾士傑。山西全省共殺傳教士191人、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1萬多人，焚燬教堂、醫院225所，燒拆房屋兩萬餘間，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個省。
更可怕的是，像毓賢這樣的惡魔，在官場還頗有美譽。這也難怪，當地的老百姓都在暗地裏說：“活在這樣一個清官治下，還不如受貪官盤剝呢，至少，貪官要的是錢，而酷吏要的是命。”如今，我們應該慶幸的是，這些舊賬簿早已翻篇，我們活在一個講究“公民意識”的年代，酷吏早已失去了生存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