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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啓和崇禎的治國之道是怎樣的?崇禎最後說的“諸臣誤我,文臣皆可殺”是什麼意思?

來源:飛飛歷史網    閱讀: 1.72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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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明朝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提起天啓皇帝朱由校,許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木匠皇帝”,其在位七年裏朝政一概不管,而把朝廷大權交給魏忠賢,自己一個人躲在後宮從事着木匠工作,弄得朝綱混亂民不聊生。事實上也差不多是這樣,但是天啓真的是不管事嗎?他在位期間重用宦官的結果,又真的是把大明王朝進一步的推向深淵了嗎?

有史料在記載朱由校生平時,說他不諳政務、大字不識,唯一的愛好就是做木工,而且在這方面還頗有天賦,於是後人就戲稱他爲“木匠皇帝”。但是史料在記載史實的時候,只是按照原則記載具體事情,而不會做一個批註說明朱由校爲什麼會熱衷於木工。看一下朱由校登基時的情況就會發現一些端倪,當時泰昌皇帝朱常洛已經把朱由校定爲繼承人,不過此時朱由校卻在李選侍的手上,這時東林黨人爲了所謂的避免“武后之禍”發生,便強行把朱由校從李選侍手中搶了出來。這樣的話,東林黨人便有了擁護皇帝登基之功,便於他們日後掌管朝政大權。但是讓東林黨人沒有想到的是,朱由校是不喜歡東林黨的。

天啓和崇禎的治國之道是怎樣的?崇禎最後說的“諸臣誤我,文臣皆可殺”是什麼意思?

但是朱由校剛剛登基,雖然貴爲皇帝卻拿這些人沒有辦法。於是朱由校就用做木工來掩藏自己,等待一個能幫他牽制文官集團的人,不久這個人就出現了,他就是魏忠賢。皇帝用宦官牽制文官是一貫手法,如同往常一樣,很快魏忠賢就被提升到了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東廠廠公一職,這時他就開始集中皇權,加強自己統治了。

如果把時間往前推移一點,就可以明白爲什麼嘉靖沉於煉丹不上朝,而是重用嚴嵩;也可以明白爲什麼萬曆自張居正死後便多年不上朝,凡事都由宦官出面會見文官。因爲文官集團太強大了,他們這樣做就是爲了借嚴嵩、宦官來制約文官集團,從而實現自己的皇權集中,雖然多年不上朝,但是所有政務還是要親自過目的。

天啓和崇禎的治國之道是怎樣的?崇禎最後說的“諸臣誤我,文臣皆可殺”是什麼意思? 第2張

雖然魏忠賢本人劣跡斑斑,但是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情況下,以魏忠賢爲代表的宦官集團是打壓文官集團幫助朱由校維護皇權的一個紐帶。至於爲什麼要打壓文官集團,除了要集中皇權之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此時的文官集團已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朝廷大臣了,而是一羣藉助權利和地方地主勾結謀取私利的既得利益者。

因此大明王朝衰敗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文官長期的黨爭只爲維護自己和所代表地主的利益,爲不顧國家命運。這時朱由校繼位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剪除黨爭,打壓文官集團,事實上他確實做到了。在魏忠賢所領導的廠衛爪牙批捕下,東林黨幾乎全軍覆沒,死的死、回家的回家。但最終還是有漏網之魚。

天啓七年八月的一天,朱由校和魏忠賢一同在西苑划船遊玩,突然船翻致使兩人紛紛落水,雖然及時被人救了起來,但朱由校卻受了驚嚇,不久就駕崩了。至於這次船翻的原因,史料記載是颳風吹翻了船,但是有點常識的就知道,內陸人工湖又不像海面上能颳起把船吹翻的大風。所以是不是有人對船做了手腳,那就不得而知了。

朱由校駕崩後,就輪到了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繼位,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崇禎皇帝。即位後發生的一切,大家都很清楚,以魏忠賢爲代表的閹黨不是死也就是充軍或流放,而且他還做了一件事就是嚴格限制了宦官對政務的干預。這時文官集團再度掌權,而不久後他就因此舉嚐到了苦頭。

從萬曆時期開始,明朝東北邊界就不得安寧,從最初的抗日援朝,到後來打擊後金崛起,朝廷一次次的派兵打仗,但是打仗就得花錢,而此時的明朝國庫收入已經入不敷出,不得已之下張居正開始了改革。他在改革時吸取了北宋“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在改革中儘量不影響以文官集團爲代表的地主階級利益。他的改革主要體現在稅收上,從以前的主收農業稅變成了主收工商稅,同時也增加了一個礦稅。即使這樣也遭到了許多人的反對,不少地方官拒不配合朝廷收稅工作,不得已萬曆只好派遣宦官下去收稅,然後把收的稅放在了內庫房。後來萬曆三大徵所花的軍餉也全部取自內庫房的錢,雖然錢花在了軍隊上,但萬曆後來還是在史官筆下成了一位貪財的皇帝。

在張居正死後、萬曆駕崩後,剛即位的朱常洛就在文官集團的要求下,取消了礦稅和工商稅。而在天啓繼位後爲了充實國庫,確保前線士兵軍餉充足,又重新恢復了工商稅,這件事自然是又魏忠賢代勞。在崇禎登基後,他本着宦官是奴才的想法,把宦官勢力一網打盡,並採納了文官集團的所有建議,其中一條就是去除工商稅。很快就出問題了,當時遼東長期的戰事需要大量的軍餉,而此時明朝國庫是拿不出來的,他想到恢復工商稅,但此時卻沒有文官幫他做這件事,而且他也找不到可以指望的宦官來做。

天啓和崇禎的治國之道是怎樣的?崇禎最後說的“諸臣誤我,文臣皆可殺”是什麼意思? 第3張

明代中後期稅收主要集中在北方

可能是文官看到國家確實比較窘迫吧,於是有一個文官提出了以徵“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名義,再在農業稅上多收一點,這就是崇禎時期的“三餉”。可是此時錢還不夠,關鍵時刻又有一個文官建議在全國範圍內撤掉不必要的機構,以減少財政支出,這個機構就是驛站。結果增加農民(主要是北方)賦稅後,惹得大量的流民起義,隨後在驛站被撤除後,又出現了不少下崗人員。在這雙重矛盾下,北方的民變由小股勢力演變成了幾十萬人的大隊伍。

這之後錢仍然不夠花,崇禎沒辦法向朝廷大臣請求到,希望他們能拿出一點私房錢救國家於危難,好說歹說,文官們只拿出了二十萬兩白銀,簡直是杯水車薪。而在後來,李自成攻入北京後,一番嚴逼之下,竟然搜出了七千萬兩白銀。

沒錢打仗的最後結果就是,上演了崇禎吊於煤山的一幕,他在臨死前或許會想到爲什麼兄長提醒自己:要重用魏忠賢。當時覺得兄長昏庸,可如今才發現自己纔是個糊塗蛋。所以最後崇禎留下了“諸臣誤我,文臣皆可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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