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至1945年結束，中國的抗日戰爭持續了14年之久。在這14年間，日軍的侵略除了給中國帶來肉眼可見的深重災難外，在文化、社會風俗等“看不見”的領域也帶來了影響。語言就是其中之一。
比如，從《地道戰》、《地雷戰》到各種橫店抗日神劇，幾十年來日本鬼子在中國銀幕上都是這樣說話的：“你的，花姑娘的，哪裏的有?”多數情況下，漢奸們會無障礙地聽懂太君們的意思：“太君，這裏的，花姑娘的，大大的有!”
鬼子真是這樣跟中國人交流的嗎?
這種影視劇中常見的奇怪漢語並非沒有來頭，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一種叫做協和語的中介語言。
漢語和日語發音相差較大，互通性極低。自1931年日軍佔領東北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其間大量日本人來華，不可避免要和中國人打交道。高級官員有翻譯，但普通日本軍民顯然沒有這個條件。
爲了與中國人交流，日本人在佔領區往往推行所謂的“皇民化教育”，日語教育是重點內容。臺灣就在幾十年的日語教育後培養了大批會說日語的民衆。但日軍在中國大陸活動的時間不很長，且長期處於戰爭狀態，語言教育效果十分有限。
教中國人學日語不好辦，讓日本人學漢語是否可行呢?NO!當時的侵華日軍相當自大，覺得中國文化是劣等的“支那文化”，不值得學習。而在中國的日本軍民絕大多數都是第一代移民，相對集中地居住在軍營、開墾團等地，無法指望他們能夠有效學習漢語。即使日本軍方從甲午戰爭初期就開始編撰《兵要中國語》、《日清會話》、《速成滿洲語自修》之類的教材，絕大部分的日本軍人漢語水平還是非常低下。
在雙方都不諳對方語言的情況下，說一種不中不日、又中又日的語言，就成了歷史的選擇，此即所謂的協和語。
作爲一種兩個人羣臨時的交流工具，協和語與一般語言相比特點十分鮮明。
首先是較低的詞彙量。協和語前身是侵華日軍所謂的“大兵中國語”，即臨時用語，表達上不會追求語言的豐富精確，對方能聽懂就行。詞彙往往侷限於簡單交流，如“要不要”、“你的”、“我的”、“他的”、“買不買”、“多兒錢”、“幹活計”、“來”、“什麼”、“王八”、“沒有”之類。相應的，協和語在句式上也比較固定，方便在不同場合機械套用。
作爲漢語和日語混合的產物，協和語也會引入一些通俗易懂的日語詞彙。中國人熟知的“喲西(よし)”、“咪西(めし)”、“哈依(はい)”等日語詞，很大程度上就是協和語。而諸如用“料理”表示“菜”、“便所”表示“廁所”、“料金”表示“費”、“出荷”表示“交公糧”之類的日語漢字詞就更常見了。
此外，協和語受日語影響，出現了謂語後置等一般在漢語中不會出現的語法特徵。而由於詞彙和表達上的侷限性，協和語中語詞重複就有了重要的語法功能，如表示強調等等。
以上這些特徵導致協和語與正常的漢語、日語差別都很大，如一句簡單的“你把這個給我”，協和語的表達則是“你的，這個，我的，進上”。而“我吃飯”則用中國人聽來非常奇怪的“我的，咪西咪西，幹活計”來表達。
這兩個短句頗能體現協和語的特徵，詞彙和句法都非常簡單。謂語放在了句子最後，使用了重複的日語藉詞めしめし(咪西咪西)。而濫用“的”這個受日語影響產生的習慣正是中國人印象中侵華日軍說話的一大特徵，所以各種抗日神劇中“大大的有”、“你的”、“花姑娘的”之類的說法並非完全臆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