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追贓，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據《明季北略》記載，李自成的大順軍進入北京以後，從紫禁城中搜出內帑(tǎng，皇帝的私財)“銀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另外還有“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
不僅如此，李自成的手下們還對明朝留下的高官勳貴們進行嚴刑逼供，美其名曰“追贓助餉”。對此，《明史》中是這麼記載的：“賊下令勒內閣十萬金，京卿、錦衣七萬，或五三萬，給事、御史、吏部、翰林五萬至一萬有差，部曹數千，勳戚無定數。藻德輸萬金，賊以爲少，酷刑五日夜，腦裂而死。”也就是說，大順軍對明朝舊臣們的追贓是有明碼標價的，明朝最後一位首輔魏藻德拿出了數萬兩白銀結果還被嫌少，最終在獄中被折磨五天五夜因腦裂而死。
如此計算，大順軍在攻破北京城後搜刮出的現銀可謂天文數字。那麼問題來了，面對如此多的現銀，究竟是崇禎皇帝坐擁金城捨命不捨財，還是李自成搜刮有方，或者這本來就只是個歷史傳聞而已呢?由於所有問題都和白花花的銀子有關，所以有必要簡單梳理明代白銀存量與流通的狀況，這也是搞清楚這些銀兩出處而不能繞過的先決條件。
明中葉以後白銀大量流入使得官方禁用白銀變成了虛話。萬曆初期“一條鞭法”的施行(主要是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徵總爲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正是白銀貨幣化衝擊的結果。然而明朝白銀產量有限，明廷也從未像鑄造銅錢那樣製造銀幣，中國向來是一個產銀不多的國家。自近代與歐洲各國通商以來，銀的供給大部分依賴外國的來源，本土開礦成本往往高於投資。
關於明末白銀總量，有人進行了推算李隆生《明末白銀存量的估計》爲7550萬兩，彭信威《中國貨幣史》是25000萬兩，至於海外輸入量，李隆生認爲是近30000萬兩，樑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認爲至少是72000萬兩。
海外貿易讓白銀涌入成爲朝廷難於控制的通貨，日常交易南方沿海多用白銀，北方則以銅錢爲主。進口白銀並不是完全留在流通領域，相當一部分都被用於首飾等裝飾品或者被儲存了起來，尤其在社會動亂經濟危機之際藏銀之風更甚。在主要以家庭救助養老的時代，人們的存錢意識十分強烈。
在此取李隆生、彭信威兩位估算的平均數，社會白銀存量大約爲50000萬兩，如果私人存儲佔其中的百分之二十，那麼處在流通領域的不過40000兩。因之，贓銀無論7000萬兩還是3700萬兩之說都是難以想象的。大順軍在不到二十天的工夫竟然能輕易聚起大明王朝六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白銀?
萬曆頭十年張居正厲行“考成法”，重新丈量田畝，推行“一條鞭法”，使得朝廷的歲入達到了400萬兩，分別是明初的四倍與中期的兩倍，十年當中國庫累積結餘1000萬兩。隨着張居正離去萬曆皇帝對其清算，完全放棄了他的政治遺產，帝國走上好大喜功的道路。宮殿工程、陵墓工程、福王之藩等皇室開支和“三大徵”軍費很快耗盡了結餘，同時也讓皇朝不得不想方設法增加收入。萬曆是一位貪財消費觀念超前，敢於寅吃卯糧的皇帝，因此他存有窖藏鉅額金銀留給後代之說很難讓人相信。
此外根據白銀運輸的成本與技術條件來計算。倘若按千兩匹騾馬計算，七千萬兩需要七萬匹，三千七百萬需要三萬七千匹，牲口徵集應是與拷掠同時進行的大事。一匹騾馬需要一名士兵牽引照看，運銀不同於一般物品運輸，隊伍兩側需要重兵保護，至少不能低於一匹一人，人力牲口長途行進需要有人打前站。
明末北方的驛站基本癱瘓，大順軍又是流動作戰，沒有可靠的運輸傳送系統。因此前站工作必不可少隨時隨地不斷籌集糧草、號房、食品供應等工作十分繁重，非有足夠的人力物力不能及時解決。如此騾馬牽引保衛、前站三項主要事務，至少需要一支8萬到14萬人的部隊才能保障白銀安全運抵西安。假如自4月10日開始起運到4月26日結束，分18天完成，每天要運280萬到400萬兩則需四千到八千人。
至西安路途遙遠，運輸部隊都是一次性的，做不到循環往復。果真如此，每天都從北京出發運銀浩蕩部隊，綿延數十里又是“無物包裹、黃白溢目”的裸露運輸怎麼所過州縣村莊就沒留下地方性記憶?無論如何這是千載難逢的天大熱鬧，就沒有遇到一位好事文人記錄下隻言片語?似乎白銀巨龍出了北京就化作青煙銷聲匿跡了，可見數千萬之說的荒誕。
4月初9日“各將所追贓銀悉入內府，命工人即先朝內庫積銀共百餘萬，熔成方版而竅其中，爲可運計”爲此徵集了數百工匠日夜加工，可見搜刮來的白銀，途經不同，形狀各異，大小不一，需要重新統一鑄造。18日李自成東征山海關前夜，“密運輜重數百輛西歸，內帑於是蕩然矣”，數百輛證實了白銀規模有限。銀包裝一定要牢固。傳統之法，系用三尺多長，直徑一尺多寬的原木，
對半匏開挖空一木稱爲一段，每段放五十兩銀錠十錠，每車裝二十段，謂之“銀撬”。所以實際上大順軍聚起的白銀最多也就數百萬兩，除去在京費用以外運往西安的可能只有百餘萬兩。
參考資料：《明史》、《明季北略》、李隆生《明末白銀存量的估計》、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