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明朝國庫的事情，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明崇禎17年3月15日，也就是李自成馬上就要進入北京城的三天前，明朝的工部營繕司(掌繕治皇家宮廷、陵寢、壇廟、宮府、城垣、倉庫、廨宇、營房等各項事務)員外郎趙士錦奉命接管明朝的國庫並辦理完交割事宜，趙士錦後來在他所寫的《甲申紀事》一書中是這麼描述他所看到的空空的國庫：
新庫中止二千三百餘金。老庫中止貯籍沒史家資，金帶犀杯衣服之類， 只千餘金;沅爲予言，此項已準作鞏駙馬家公主造墳之用，待他具領狀來，即應發去。外只有錦衣衛解來加納校尉銀六百兩，寶元局易錢銀三百兩，貯書辦處，爲守城之用。
從趙士錦的記錄中可以看到，明崇禎朝滅亡時，國庫裏面總共只有3000多兩黃金和不到1000兩白銀，全部換算成白銀也就30000多兩，而且記錄中真正算是軍資的只有不到1000兩白銀，即使國庫中所有的錢財全部拿出來守城又能招募多少兵員以及購買守城物資和糧食?以至於趙士錦感慨：“國家之貧至此!”。
這也難怪崇禎在李自成兵臨城下時拋開一切尊嚴，厚着臉皮找羣臣們借錢，但總共也就借到二十萬兩白銀，除此之外，崇禎要求羣臣舉薦家鄉中的有錢人捐款，朝廷以官職酬謝，結果全國只有南京和浙江各推出一人，“餘省未及舉也“，面對城外的數十萬大順軍，缺少資金的崇禎被迫讓宦官去守城，因爲宦官是皇帝家奴，省錢。
國庫所存之銀如此之少，官員的捐款也如此之少，比起李自成進北京後從皇親、勳貴、官員家中拷餉拷出來的7000餘萬兩白銀(也有說是3000餘萬兩)，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崇禎在北京城破時絕望的感慨：”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這話雖然有些偏頗，但至少在崇禎17年時，還算是比較正確。
明朝肯定不會沒錢，李自成僅在北京城內就抄出那麼多，全國就更不用說了，當時要分階層的話有大概四等，一等是皇帝一家，二等是皇族，三等是官員、士紳、四等是平民。首尾的皇帝和平民是最窮的，平民交稅，皇帝收稅，然後皇帝用收上來的稅治理國家，但實際上大部分稅和國家財富都被中間的那二等階層賴掉或貪墨了。
皇族不用說，以各地的藩王和他們的後代爲主，他們沒什麼追求，只要能維持奢華的生活就行，每一個藩王家族都極其龐大，藩王除佔據大量的土地享受收成外，還免稅到處經商，鹽、鐵、茶、糧等等這些能影響到社會穩定的物資買賣中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藩王的後代中不能繼承王爵的，朝廷每年還要專門下撥一定數量的錢糧供養。朱元璋的後代到明末時高達百萬，崇禎哪還養得起?
至於官員和士紳，早在張居正主政時就給過他們評價：”商賈在位，財貨上流“，那時候起，明朝的官紳就已經是明目張膽的以追求金錢賦予的奢華生活爲主了，包括張居正自己都是奢華無比。他們要享受，要賺錢，在明朝的對外經濟還不佔據主流的情況下(海貿賺的錢也全是他們的)，這些錢也只能從老百姓身上和朝廷的稅收上面想辦法了。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兼併土地和壟斷買賣，兼併後掛在官紳名下的土地是不用交稅的，然後隨着兼併的增多，朝廷的稅收越來越少，這一塊可是明朝財政收入的大頭。至於壟斷買賣和商稅，在經過萬曆和天啓兩朝的鬥爭後，到崇禎朝時，官紳集團已經將其全部收入囊中予以掌控，還以不與民爭利的理由將崇禎皇帝排斥在利益鏈之外。
官紳集團把朝廷能賺到的錢都拿回了家，國庫和皇帝的內庫雙雙空置，官紳們想得倒是沒錯，這天下是皇帝的，沒錢了應該是皇帝來想辦法，可在商業經商上皇帝又被他們排斥，崇禎想斂財都沒法斂，關鍵時刻又哪能拿出錢來，根據史書的記載，崇禎都被迫拿宮中之物去賣掉或當掉來彌補日常之用，可謂是史上最窮的皇帝之一。
李自成殺來了，崇禎沒錢招募守城士兵，找城內的勳貴和官紳們借錢被抵制，氣得他跳腳，都快改朝換代了，這在他眼皮子底下的官紳還都抵制他，不願意出力，何況遠在南方的官紳?這大概是崇禎寧死也不南下的原因之一，當時的崇禎是絕望的，對未來毫無信心，還不如去煤山上一了百了。
明朝亡了，李自成在北京城內的拷餉其實也只波及到少數官員，清朝入關後，除朱家皇族是實在躲不掉外，大多數官紳即使換了朝代，依舊是好日子過着，在讀書人還很稀缺的古代，治理天下還得依靠他們不是?朱明王朝延續了三百年，算週期律也應該改朝換代了，只是苦了嘔心瀝血也毫無作用的崇禎皇帝，堂堂帝王之尊十幾年來都沒有享受過，都是被皇族和官紳們給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