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李世民的事情，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對於唐太宗李世民，時下經常能看到這樣的言論：他殺害兄弟、逼父親退位，品德壞透了，憑啥被視爲千古明君?
這個邏輯，體現出的是一種自以爲是的道德優越感：做人就該溫良恭儉讓，德行遠遠比才能重要;身爲天下人榜樣的帝王更應該如此，逼父、殺兄、廢子，是典型的大逆不道，與儒家傳統觀念格格不入。因此，李世民這樣的人不可能管理好國家，所謂的貞觀盛世一定是杜撰的。
這種觀點其實很不公正。
明君的標準是什麼?
我們假設一下：
明知自己已經“功高震太子”，李世民仍舊無條件的孝順友愛，李建成會不會放他一馬?兩人是不是可以和諧共存?或者說，他就應該洗乾淨脖子，眼巴巴等着被自己的兄弟整死?
如果明明知道太子李承乾胡作非爲、極有可能像秦二世那樣把大唐帶向毀滅，李世民卻像如今的一些熊家長一樣，繼續無條件的寵愛這個熊孩子，以保全自己的“慈父”形象，那接下來大唐的百姓將會承受什麼代價?
還有人說李世民逼父親李淵退位。如果我們結合史料對李淵的性格進行更多瞭解的話，會發現這更像是他本人的審時度勢後的選擇：外有強敵、內部不穩，爲了避免自家政權面臨不可預知的動盪，他決心退居二線，將權力悉數歸於唯一在世的成年兒子手中。
捨身飼虎，只是宗教傳說;溺愛子女，更會害人害己。如果一個皇帝對家人無條件放縱，對那些毫無血緣關係的廣大老百姓卻極盡橫徵暴斂、肆意摧殘之能事，對外處處被動挨打、以至於生靈塗炭，這種皇帝是明君嗎?
反之，一位帝王在家族內部鬥爭中手段狠辣，奪權後對宗親嚴格要求、毫不法外徇私;對於朝廷內外官員、普通軍民卻以制度妥善管理、極盡安撫，實現國泰民安;對外主動出擊，將強敵消滅在萌芽之中，讓百姓安居樂業，這樣的皇帝值不值得受後世愛戴?
對待家人，慈愛、孝順也許就足夠了;治國則複雜得多，起碼需要胸懷天下的格局、海納百川的氣魄、知人善任的水平、雷厲風行的手段、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更重要的：壓抑個人喜好，將百姓、天下的利益放在首位;如果能夠在制度建設方面有所貢獻的話，那就更難得了。
顯然，前一種比較容易，後一類則難上加難。因此，在數千年的歷史上，對家人慈愛的帝王比比皆是，能夠創造盛世的則相對珍稀。
“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李世民之所以能被後世奉爲明君的象徵，正是由於他具備了傑出帝王所需的一切素質。
身爲帝王，卻能用制度約束皇權
大一統時期的中國封建社會，本質上是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帝王對國家權力的絕對壟斷，使得思想統一、行動一致，避免中原再度陷入春秋戰國時內部割裂混亂的局面。但同時也帶來了副作用：權力過度集中，帝王本人的素質與政權是否能正常運行直接掛鉤;而無限制的皇權，不斷造就了大量一意孤行、不顧大局的統治者，將一度強盛的王朝帶向末路，如秦二世、東漢恆靈二帝、隋煬帝楊廣等。
因此，封建時代的人們想要安居樂業，幾乎等同於賭博;國家是否安定和諧，幾乎與君主是否聖明息息相關。同時，爲了制衡、限制皇權，臣子們也進行了一些努力，但最終結果往往並不怎麼美好，甚至由此滋生了外戚參政、宦官專權等怪象，導致政權陷入更加混亂的局面。
這一切，都是源於帝王本人具有封建政治的絕對話語權，若要對其進行約束，只有兩個辦法：推翻他，或者他本人有足夠的覺悟。但王朝的更迭，其一代價太大，其二很難帶來制度的脫胎換骨，頂多是再來一次“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循環。
而李世民身爲帝王，則屬於罕見的一類——他主動以制度約束皇權：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正月，才當上皇帝的李世民下達了第一道詔書，內容是關於諫議制度的：
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中書、門下兩省以及其他三品以上官員覲見皇帝商議朝政時，必須讓諫官貼身跟着，君臣議事時若有不妥之處，必須立即指出。這樣一來，君臣雙方都被置於監督之下，“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
同時，那時的諫官不再限定於某一個職位，而是涵蓋了朝廷中官員體系的各個品級，從八品到三品都設置了大量諫官，形成了上規模的諫官羣體;同時，對於他們的工作方式，也形成了制度：“凡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規諫，四曰致諫，五曰直諫。”總有一款能起到作用。
而在過去，諫官制度往往淪爲點綴，其能否發揮作用完全視君主個人的喜好。李世民的一系列制度，則讓這一古老職務真正發揮了作用，以至於誕生了魏徵這樣的千古諫臣。
此外，貞觀年間還誕生了“五花判事制”：“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即：對於軍國大事，負責起草文書的中書舍人們必須在文件上寫下自己的不同意見，這樣一來，很好地彌補了個人意志對政事的左右，自此以後，唐王朝的決策“鮮有敗績”。這裏面，依稀有近現代某些制度的影子。
人盡其用，首次徹底跳出了兔死狗烹的怪圈
首先，在如何選人方面，李世民的標準比較簡單：
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
對於溜鬚拍馬的官員，李世民從來都是深惡痛絕。比如在公元645年，李世民遠征高句麗後率軍歸國。經過易州境內時，負責接待的司馬陳元璹獻上了種在溫室裏的青菜，他本以爲，自己的苦心之舉，會讓飽受戎馬之苦的皇帝龍顏大悅，說不定能由此飛黃騰達;不曾想，李世民看到這些反季節蔬菜後，氣得直接將陳元璹免官：“上惡其諂，免元璹官”。
而對於那些敢於直言進諫、甚至不給自己面子的忠直官員，李世民則是另一種態度。公元633年，李世民問魏徵：“衆位大臣的上書多有可取，但見到我時卻時常語無倫次，這是咋回事?”
魏徵說：“我觀察各部門上奏言事前，時常殫精竭慮，甚至耗時好幾天;但見到陛下後，卻說不出三分之一，他們主要是擔心自己的不同意見讓您不高興。”
李世民得知後，接見大臣時更加和顏悅色，甚至對有些不太客氣的言辭也壓抑住自己的情緒。而我們的魏徵大人，專業挑刺、找茬十餘年，甚至經常在朝堂上經常懟得李世民下不了臺，卻被尊爲官員的楷模。
其次，李世民對待大臣從不苛求盡善盡美，容忍他們存在缺點。
宰相蕭瑀是初唐重臣，位居凌煙閣功臣錄第九位，但他這個人有個毛病：對人要求過高，時常拿苛刻的道德標準要求同僚，甚至對同爲凌煙閣功臣的房玄齡、杜如晦也有很多意見。
公元646年，他向李世民告狀：“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即，房玄齡結黨營私，跟一些大臣關係過好，有謀反的嫌疑。
對大部分帝王而言，非常樂於見到大臣們互相拆臺的情況，以便於自己從中制衡、玩弄權術。但李世民卻不同：
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不可以求備，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長......”
即用人不能苛求完美，要容人所短、用人所長。當然，對於打小報告的蕭瑀，李世民也容忍了下來：“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廢也”。
也許這就是李世民時期名臣滿朝的祕訣所在。
第三，打破了兔死狗烹的怪圈。
每當新的王朝建立，由於權利的絕對排他，曾經休慼與共的國君與功臣之間，總會不可避免的步入"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死衚衕。手段狠的，直接把那些功臣肉體毀滅，比如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文明一點的，會讓他們離開權力核心，比如漢光武帝劉秀、宋太祖趙匡胤等。
不過李世民則完全避開了這一規律，他一不殺人、二不架空，除了觸碰底線的侯君集與張亮外，其他功臣不僅按照貢獻加官進爵，而且在接下來仍舊待在最適合自己的崗位上，爲大唐的發展持續貢獻自己的力量。
而李世民的祕訣，就在於制度、法令。他的絕對心腹、在玄武門救過自己性命的尉遲敬德，曾經仗着功勞在酒宴上爭搶座位，甚至毆打其他大臣，李世民則毫不留情地提出嚴重警告：
國家綱紀，唯賞與法，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飭，無貽後悔!
不用權謀、心機去玩弄制衡，而是依靠法令約束特權特權，這種治國態度，時至今日仍具有積極意義。
管理國家不易，能首先對統治階層自我審視，則更爲難得
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一些帝王雖雄才大略，但在對待百姓方面卻不怎麼溫情，甚至單純的將他們視爲實現自己抱負的工具。
李世民即位時，經過隋末的戰火洗劫後，曾經繁榮富庶的中原一片殘破，戰亂雖已平息，但仍有流民四處佔山爲寇，社會生產並未完全恢復。面對這樣的困境，大多帝王普遍會採取暴力鎮壓的方式，最爲典型的就是隋煬帝楊廣。
公元626年，在談到怎麼應對各地的盜賊時，一些大臣建議亂世用重典，以嚴刑峻法管束這些“刁民”：“或請重法以禁之”。但李世民對此卻不以爲然：
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
老百姓之所以落草爲寇，主要是被官員所逼;若循規蹈矩無活路、鋌而走險方苟延，這世上哪還有良民?
因此他認爲，若要治民，先匡正官僚階層自身，他拋棄嚴刑峻法，致力於“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主食有餘”。幾年之後，大唐迅速換了副模樣：
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如果隋煬帝有他這份覺悟，強盛的隋王朝也許就不會滅亡了;如果後世的宋朝君臣把這段記錄記在心裏、落實到行動上，也許就不會有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漢們了(當然這只是小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懂這個道理的帝王將相數不勝數，落到實處的卻是珍惜物種。
(至於李世民如何主動出擊，將周邊遊牧民族的威脅扼殺在萌芽之中，拓寬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間;如何不遺餘力賑濟災民，真正讓百姓安居樂業，在此不需贅述。)
在封建帝權制度下，如何約束權力、維持結構安定;怎麼走出個人意志的怪圈，不以帝王喜好爲轉移，充分發揮各階層人才的作用;如何兼顧百姓訴求，不把農民階級視爲被壓榨利用的工具......這些議題，已經超出了封建制度的所能解決的範疇。而李世民在這些方面的作爲，也達到了封建帝王的極限，這就是他被視爲千古明君的核心原因。
至於他的宮廷爭鬥手段，在那些只求能一展所長、避免功高震主的文臣武將眼中，在那些只求安居樂業、好好活着的老百姓眼中，跟自己有什麼關聯?他們要的是一位能解決現實問題的帝王，而非一位道德模範;前者可以雪中送炭，後者只能錦上添花。
參考資料：《資治通鑑》《舊唐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