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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府”的出現最早是在唐代，那時叫“知府事”，知府在職官上的命名則是在明代，清朝地方行政基本上是沿用了明朝的職官。知府在清朝是比較常見的地方行政官，屬於掌“一府之政令，總領各屬縣。”
清朝有很多做過知府的官員在歷史上都大名鼎鼎，像做過黃州知府的于成龍，做過太原知府和江寧知府的劉墉，歷任安順、鎮遠、黎平知府的胡林翼。
還有做過江蘇候補知府的譚嗣同。後來，無論是于成龍、劉墉還是胡林翼他們的升職都是在地方上。
升遷之後，也只有劉墉才被調任回京。知府的升遷，一般是升道員(正四品)與鹽運史(從三品)。但是也有因爲政績卓優，品能兼具被超擢的官員，像于成龍、劉墉和胡林翼都是擢升的按察使(正三品)。
趙秀玲在《論清代知府制度》裏說：雍正用人不拘成例……自雍正元年一至三月，就有5名知府擢按察使。”可見政績卓優的官員，在地方上被擢按察使還是比較常見的。
對於回京的官員，顯然就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了。清朝的職官在大清的二百七十餘年間是有所變化的。尤其是在乾隆朝和鴉片戰爭後期，其中乾隆朝就有像四殿三閣大學士合爲三殿三閣大學士的變化，也有對知府品級的調整。
乾隆朝之前的知府是正四品，到了乾隆十八年就改爲了從四品。也就是說于成龍的知府是正四品，到了劉墉和胡林翼的知府就是從四品了。
由於乾隆朝養廉銀的成熟，地方官和京官在官員們心中的位置也被互換了。地方行政官成了官場的香餑餑，他們更喜歡在地方任職。
像江蘇道員羅源浩，乾隆對其印象不錯，就想把其遷爲京官，但是羅源浩並不感恩，還面露難色。以至於乾隆發出了“人情喜外任而不樂京官，大抵皆然”的感慨。
雍正朝時官員們對於地方任職還未有乾隆朝時的偏好，京官還是最好的選擇，但是京官也不是鐵飯碗，尤其是戶部、刑部、吏部和兵部都是去地方任職官員的集中所在。由於採用的是雙向任職多次流動的方式，雍正在官員任職中，考覈非常苛刻。
雍正在位十三年期間，引見的9500餘件履歷中，他召見了文官5800人左右，武官1400餘人，平均兩天要見三個官員，可見其勤勉。在面試官員時，雍正並不是走走過場，而是實打實的考覈。
雍正對官員的面試嚴格是出了名的，但雍正也有面試時非常感性的一面。這就令面試充滿了變數。譬如：李根雲在面覲時，雍正就說“因其伶透，着暗記名補青州。”後來就做了青州知府。
李根雲不是特例，還有很多的官員都遇到了類似的評價，不過也有“狼顧”“人死詭詐，兩眼不定”的評價。所以對於覲見的官員來說，前程如何，有時還要取決於面相。
雍正朝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知縣任京職的制度。像“俸満升部”，也就是任職期滿無過錯可以升任部員。但是知府的入京就沒有固定的制度了，而是根據操守、能力和雍正帝的面試，才能決定其仕途走勢。
知府是受到皇帝格外重視的一個官位，他們認爲“如知府得其人，則能察吏以安民，於地方實有裨益。”
所以對於知府的考覈也是力度非常大的。雍正對於知府回京任職是根據政績來決定的，好的根據慣例留在六部的各司，差的仕途就不好說了。
但是到了乾隆時期，這種考覈地方行政官員的初衷就有了變化。乾隆三十五年做了規定，對不稱職的知府和道員，地方督撫將其改遷京官。
在京官任一年限後按資格外任時，乾隆還嚴格把關，親自決定其是否能外任。改遷京官已經成爲了一種懲罰和改錯的方式。
以官員雙向任職相對頻繁的雍正朝來說，知府升任京官的機會也不很多，大多隻是業績考覈。王志明的《雍正朝京官與地方官雙向任職分析》說：“知府遷任京官，爲數43人，他們一般任職員外郎。”
在地方上雖然多有像于成龍、劉墉、胡林翼等擢升的現象，但是在京官方面卻很少有擢升的情況發生。
趙秀玲在《論清代知府制度》裏也說：“清代知府很少有直升中央部院堂官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人事制度循序漸進、投資遞升的特點”。
也就是說清朝知府升任京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正常的遷任擔任的官職是員外郎，從五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