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清朝的滅亡，一個流行甚廣的說法是，由於清政府沒有加強媒體的管理，在新政期間，媒體總是發佈有關政府的負面消息，做負面評論，清朝，實際上是被媒體搞垮的。
類似的“結論”，有時也被用在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權的覆滅上。
在某些人看來，媒體即使不是舊政權倒臺的元兇，至少也是一個有力的推手。
不錯，武昌起義發生之後，全國多數的媒體，的確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革命黨人辦的媒體謊報戰況，其他媒體也跟着起鬨，報憂不報喜。
但是，這場革命，卻不是媒體鼓動起來的。
起義發生的1911年初，武昌發生了一個轟動全國的媒體事件，大江報案。
此案的發生，是由於這份具有革命黨背景的小報，的確違反了清朝的報律，公開刊登鼓吹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文章。
政府按律糾治，將主事人送上法庭，按道理，無可厚非。
但儘管如此，這種政府整治媒體的行爲，還是引起了全國輿論的一致不滿，幾乎所有的報紙(包括沒有太多政治立場的報紙)，都一邊倒地聲援大江報。
而武昌當地的市民，也大多同情被關押審訊的兩位報人。
耐人尋味的是，報紙鼓吹暴力革命在先，並沒有激起武昌新軍中具有革命思想的士兵們的響應，而後來事情鬧大，報紙遭到迫害，也沒有引起士兵們的義憤，進而採取革命行動。
隨着兩位報人詹大悲和何海鳴的鋃鐺入獄，案件居然平安結束。
跟遠在廣州的革命黨起義沒有關係，跟後來的武昌起義也沒有什麼關係。
隨着清政府開放報禁，革命黨人回國辦了很多報紙。
在日本辦的機關報民報，也能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國內，革命黨人編印的反滿小冊子，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以及革命軍，猛回頭等等，也在一些學堂流傳。
但是，很快革命黨就發現，單純地辦報鼓吹革命，影響甚微，不僅報紙很容易被查封，就人家不查封，也沒什麼銷路。
要想有影響，只能臭當局，多報負面新聞，就政府和政府官員的糗事，發佈評論。
這樣一來，即使革命黨的報紙，也跟當時銷路甚廣的申報，新聞報區別不大了。
因爲這種報紙，只要打探到政府和官員的不當或者貪腐行爲，照例會一頓炮轟，窮追猛打，絕不輕饒。但革命黨也只有這條路好走，只有這樣，纔能有銷路。
革命黨人在北京辦的國風報，一直慘淡經營，只有在抓住山西當局的文交慘案大做文章，才造出一點聲勢。
可是，事實上，媒體，包括革命黨人居心叵測的報紙，如此作爲，並沒有撼動這個政府，反而幫助了政府整頓澄清吏治，使得政府官員行爲大大收斂。
權傾朝野的慶親王奕劻的公子載振擔任商部尚書，開會和同事叫了幾個妓女，居然也被報出來，丟了官。
這對於已經習慣了閒來無事逛衚衕的京官而言，是一個多麼大的震撼。
原本，新政開始之時，清朝統治已經差不多250多年了，整個統治機構已經嚴重老化，吏治腐敗，玩忽拖沓，已經病入膏肓。
朝廷依靠這樣的機器進行變法，事實上已經不可能。
但是，由於新政是一種開放式的改革，在野的士紳和紳商憑藉地方自治，諮議局的選舉以及各種社會團體的組織，高度參與。
媒體又從旁批評，起到了監督作用。
結果意外地吏治竟然有了大幅度的改變，更新談不上，但至少作惡收斂了許多。
晚清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上列舉的官員劣跡，其實到了新政時期，已經大有改觀。
況且，除了革命黨辦的少數報紙(銷路和影響都有限)，當時主流媒體所主張的價值，比如立憲，文明等等，在改革中的清政府其實一直在努力向這方面靠攏。
包括原本作爲清朝統治象徵的辮子，如果報紙抨擊說留辮子不易於衛生，一些政府官員都會很聽得進去，對剪辮子的下屬，聽之任之。
現在史學界已經承認，新政時期的成績還是很可觀的。
不僅政府的軍事改革，行政改革，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在有序地進行，而且在關稅和鹽稅都抵押支付庚子賠款的情況下，政府的財政收入居然能從不足一個億，達到近三億兩。
多數的省份，都有結餘。
投資增加，新的企業接連興辦。
社會秩序也比庚子義和團時期，好了不知有多少倍。
1950年代史學界統計辛亥前一年全國的民變，說是有一萬起，但資料羅列出來的不過幾百起。即使後來發生了革命，民衆也基本上沒有參與，說明他們對當時的政府並不反感，即使在革命發生的權力真空時期，也沒有發生大規模地殺官事件(這在以往的朝代更迭中，是常見的)。
這一切，跟媒體的批評監督，不無關係。
他們的批評，即使具有相當惡意，甚至居心叵測的攻擊，也在事實上給政府加了分。
我們知道，革命黨人一直在搞起義暗殺，但基本上沒有成功的機會，真正有了機會，還是因爲清政府自己犯了重大的錯誤，盲目而且專橫地收攬權力，直至出臺皇族內閣，專橫地收攬資源，把地方的路礦權收歸中央，也就是由皇權獨攬。
這樣的大錯一旦鑄成，得罪了最不敢得罪的立憲派和地方實力派，革命就有了機會。
這個過程，媒體其實一直在做事實上的諍友，對這樣的倒行逆施大加躂伐，可惜，當時當家的滿人親貴，聽不進去。
打倒清政府的，其實是這個政府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