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3日，正在黑海度假的赫魯曉夫被緊急召喚回莫斯科參加主席團（即蘇共政治局）的經濟會議時，等着這位總書記的是一場政變。由於受不了赫魯曉夫取消各種特權福利，觸動整個蘇聯官僚階層既得利益的“十大打擊”（蘇聯官僚給赫魯曉夫改革起的綽號），下屬聯手發動了此次政變。而接替赫魯曉夫的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這個黨內公認的最沒有能力的人物。
所有的人都認爲這個任命只是臨時過渡，再過幾年，總書記這個職務就會由黨內那些強有力的人物，比如曾經的克格勃主席謝列平來接手。然而正如當初大家小看了斯大林和赫魯曉夫一樣，這次大家也沒有估計到勃列日涅夫超強的官僚手腕——他不僅成功保住了自己的位置，擠走了所有可能挑戰的對手，還成爲繼斯大林之後在位時間最長的蘇聯領導人。從1964年到1982年，蘇聯進入漫長的勃列日涅夫時代。
勃列日涅夫，1964年至1982年任蘇共總書記，是歷任蘇共總書記中最平庸最保守的一個
火車停了 我們搖動起身體
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一起乘火車出門。開着開着，突然火車停了。斯大林把頭伸出車窗之外，怒吼道：“槍斃火車司機！”可是火車沒有動；赫魯曉夫也把頭伸出車窗之外，說：“給司機恢復名譽！”火車仍然沒有動；這時候，勃列日涅夫說：“同志們，不如我們拉上窗簾，坐在座位上自己搖動身體，做出列車還在前進的樣子！”
從外表來看，勃列日涅夫統治前期可謂是蘇聯的黃金時代，國力蒸蒸日上，不僅在覈武器上和美國實現了恐怖的核威懾平衡，還在全球範圍內帶着自家小弟和北約集團展開了針鋒相對的地緣爭霸，成爲讓所有其他國家都爲之忌憚的超級大國。1975年，在“新經濟體制”的刺激下、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峯值，排名歐洲第一，世界第二。
然而，這種好景只是在透支未來，勃列日涅夫享受的只是赫魯曉夫改革的紅利和國際原油價格暴漲帶來的好處。據統計，在1974年到1984年10年間，光石油出口就給蘇聯賺回了2700到3000億美元的外匯。但外匯入超也掩蓋不了蘇聯經濟走向深淵的本質。在“八五”之後，蘇聯連續3個五年計劃經濟增長率都急劇下降。糟糕的不只是經濟，整個蘇聯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都出現了嚴重的停滯現象。情況就正如笑話所說，蘇聯這列火車已經在事實上停滯不前了，但以勃列日涅夫爲首的蘇共領導層卻只看見原油外匯帶來的巨大收入，自欺欺人地認爲形勢一片大好，甚至連頭都不願意探出車窗，只是裝出火車還在繼續前進的樣子。
1981年12月，在克里姆林宮給勃列日涅夫舉行第四次頒發蘇聯英雄稱號儀式
將軍的孫子永遠當不上元帥
新聞報道：“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部長會議沉痛宣告：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在長期患重病之後沒有甦醒過來，但是目前仍在工作。”
一位老將軍和他的孫子正在散步。“爺爺，我長大之後能當上將軍嗎？”“當然能！”“那我能當上元帥嗎？”“那不能，元帥們也有他們自己的孫子啊。”
1981年3月的蘇共二十六大選出了14 名政治局委員，其中只有兩人年紀在60 歲以下，70歲以上的竟有8人，佔一半以上。除此之外，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平均年齡也達到了67歲，部長會議領導層的平均年齡也高達到了68. 1歲。就是這麼一幫行將就木的老頭子，牢牢把持住了蘇聯政壇。這些人的生活已經越來越遠離現實世界，面對蘇聯日益加深的社會矛盾和危機，他們既沒有精力，更沒有任何動力去推動任何有意義的改革。對蘇聯政壇上這種死氣沉沉的“老人政治”，人民都看在眼裏，社會上開始大量流傳着諷刺勃列日涅夫老糊塗的笑話，然而更加可悲的是，現實比笑話還要可笑：晚年的勃列日涅夫在某次主持召開阿塞拜疆黨代會時，由於祕書疏忽給錯了講稿，在衆目睽睽之下，他毫無察覺地拿着錯誤講稿唸了整整兩頁。這時，驚慌失措的祕書才匆匆忙忙給他換了正確講稿，而勃列日涅夫只是嘟噥着：“同志們，這不是我的錯，讓我們從頭來過。”就又從頭念起。
老人政治的根源來自幹部任命終身制，而幹部任命終身制又來源於勃列日涅夫的上臺。他是在黨政官僚階層的支持下，通過“宮廷政變”將赫魯曉夫趕下去。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他與各部門和地方領導幹部達成默契：各部門和地方幹部支持勃列日涅夫把持總書記的寶座，而他則從制度上保證他們的特權和終身制。而隨着時間演化，蘇聯逐漸形成了一個脫離普通羣衆的“特權階級”，更可怕的是，這些人還建立一個專收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後通過一套任命和提升職務的制度來使得自己特權得以繼承，形成了一種“特權繼承製”！
勃列日涅夫之吻
你在克格勃工作嗎？你有親戚在克格勃工作嗎？
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廣大民衆中間形成了“廚房政治”，就是在公用廚房中和親密的朋友討論一些敏感話題，發泄對蘇共特權階層的不滿。每當大家談話告一段落的時候，就會擡頭望着廚房電燈：“那個，少校同志，您還在聽嗎？”在莫斯科的地鐵上，突然有一個人問另外一個人：“同志，請問您在克格勃裏工作嗎？”“沒有。”“那您有親戚在克格勃工作嗎？”“沒有。”“那您有朋友在克格勃工作嗎？”“也沒有。”“那你趕緊給我把腳挪開，你踩着我了！”
1966年9月15日，蘇共政治局通過決議，對刑法第190條作了幾項增補：
以口頭形式散佈詆譭蘇聯國家和社會制度的明顯謊言，以及書面形式創作同樣內容的作品，處以剝奪三年以下的自由，或勞動營改造一年，或處以100 盧布的罰款； ……對組織和參加破壞社會制度的集體行動者進行懲處。
到底什麼算是明顯謊言？什麼算是破壞社會制度的集體行動者？這件事情，本人說了不算；律師說了不算；甚至連法官說了也不算，蘇共中央把解釋權交給了自己最寶貝的機關——克格勃，讓他們隨心所欲解釋法律。1967年5月19日，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爲克格勃主席，在他的主持下，克格勃成立一個專門局來負責這方面的工作，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第五局。
第五局可怕的地方不在於僅僅能把人送到勞改營，爲了對付所有“思想顛覆分子”，他們甚至會動用國家資源對目標的名譽進行破壞，甚至將他們誣衊爲“精神病”，然後送到精神病院加以囚禁。直到此人簽署自白書，承認自己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況下發布了反蘇言論纔有可能釋放——但這麼一來更坐實此人有精神病的嫌疑，第五局以後就更有理由把此人弄到精神病院去。
在克格勃第五局的嚴厲監製和壓迫之下，蘇聯成了一座壓抑心靈的大監獄。
這裏不允許正直的存在
在勃列日涅夫統治後期，由於蘇共高層的腐敗已經深入骨髓，大案奇案頻出，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整個蘇聯社會已經完全成了笑話的世界。1980年的魚子醬走私案就是如此，一名克格勃人員偶然買到了一批鯡魚罐頭，打開之後發現裏面裝的居然是價格昂貴的魚子醬。大吃一驚的偵查人員經過調查，結果揭發出一起嚴重的走私案：以漁業部副部長、漁業生產銷售管理局副局長爲首的官員，夥同涉及蘇聯外貿部、食品工業部、太平洋艦隊、莫斯科、索契等地領導，將索契和阿斯特拉罕的魚子醬裝入貼有鯡魚標籤的罐頭走私到國外，然後牟取高額差價，猖獗的走私活動居然持續了長達十餘年之久，涉案人員高達300人之多。此案最後也只是以負責人調職而不了了之。
其實，魚子醬走私案只是冰山一角，此時的蘇聯已經從根子上爛掉，就連第五局也無法挽救了。況且就算是克格勃本身也好不到哪裏去，叛逃、走私、參與黑社會犯罪等各種醜聞頻出。而更可悲的是，如果在克格勃中還有堅持原則的人，那麼他自己反而沒有什麼好下場。
正如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謝苗·庫茲米奇·茨維貢調查“珠寶走私案”，最終了解到牽涉到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後，被蘇共第二號人物蘇斯洛夫進行了一次“艱難的談話”，談完之後蘇斯洛夫血壓升高，直接住進的醫院。第二天，也就是1月19日，茨維貢突然蹊蹺地自殺了：沒有留下任何遺書、遺言，保險櫃裏面的貴重物品沒有任何事先安排過的跡象；而且事前也沒有任何徵兆，就在當天出門前，他還在和妻子討論裝修別墅的問題，但是出門後不久，他就在一個柵欄旁“使用”警衛員的手槍自戕了。現場只有他和警衛員兩人，到底是自殺還是“被自殺”，就成了一樁死無對證的懸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