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島再度成爲中日關係的熱點，但很少人知道，釣魚島主權屬於中國最有力的證據，幾乎全部出自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教授的研究成果。
井上清的名字很容易和《天平之甕》和《敦煌》的作者井上靖混淆，因爲井上靖這兩部小說都曾被改編爲電影，並在中國上演過，他在中國的知名度更高。實際上，這是兩位與中國都有良好關係的井上先生，井上靖是小說家，而井上清則是京都大學的歷史學教授。
井上清，1913年生於日本四國島的高知縣，1936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文學部國史學科。作爲日本近代史專家，他於戰前就開始研究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近代史。戰前他在文部省從事研究工作，戰後則移籍京都大學從事專門研究工作。1954年，井上清就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1961至1977年期間任教授。
釣魚島問題研究第一人
1971 年，在臺灣和大陸幾乎同時對釣魚島聲明瞭主權要求之後，戰後在所有問題上幾乎都說不到一起的日本人卻萬衆一聲，就連一直傾向於左翼的日共和《朝日新聞》也發表聲明認爲：釣魚島在清朝和明朝只是航海的標誌，中國雖然在明朝就把釣魚島編入了海上防衛區域，但這和“主權領有”並不是同一概念。因此他們支持“釣魚島原來是無主地”的概念，堅持日本政府在1895年將其編入日本領土的行動是有效的。即使是一直主張日中友好、推進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社會黨，在釣魚島問題上也同樣主張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
然而，井上清教授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發現現在日本人對釣魚島所使用的日方名稱“尖閣列島”，是於1900年由沖繩縣師範學校的教師黑巖桓命名的。這引起了井上清教授的研究興趣：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釣魚島就很有可能是日本趁甲午戰爭之後清朝的混亂從中國搶來的，這樣，根據日本在1945年接受的波茨坦公告，該島就應該無條件地歸還中國纔對，怎麼倒在20世紀70年代又成了領土爭端?這是不是“日本帝國主義再起”的一種表示呢?
抱着對軍國主義復活的疑慮，井上清教授開始這個問題的研究。
1972年2月號的《歷史研究》月刊上，井上清發表了《釣魚列島(“尖閣列島”)等島嶼是中國領土》的文章，這是他關於釣魚島屬於中國的第一次公開論述。同期的《日中文化交流》刊載了同文的略述版本。
5月4日，人民日報以新華社電訊的方式在頭版發表了《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發表文章，釣魚列島(“尖閣列島”)等島嶼是中國領土》，全文翻譯了《日中文化交流》雜誌中井上清教授的文章。從此，井上清教授提出來的論據就成了海峽兩岸的共同論據。
在該文中，井上清根據明史檔案資料，指出：釣魚島進入中國文獻不晚於16世紀，明朝陳侃、郭汝霖兩位前往琉球的冊封使的筆記中明確顯示，釣魚島以西的久米島才屬於琉球，而西面的釣魚島顯然在當時就被認爲是中國領土。釣魚島被日本據爲己有，是在甲午戰爭之後，按開羅宣言精神，它理當屬於中國。
在文中，井上清還特意強調：“赤尾嶼在地理上是釣魚島、黃尾嶼等一系列中國大陸架邊緣的島嶼……不能只注意日本所說的‘尖閣列島’而忽略了赤尾嶼。爲此，從日本人民反對軍國主義的立場出發，不使用日本軍國主義從中國掠奪了這些島嶼之後所取的‘尖閣列島’這個名稱，而以歷史上唯一正確的名稱亦即‘在以釣魚島爲代表，包括東到赤尾嶼等一系列島嶼’這種意義上稱之爲釣魚列島或釣魚羣島，這纔是正確的稱呼。”
1972年10月，井上清在現代評論社出版了專著《“尖閣”列島——釣魚諸島的歷史解明》，集中研究了釣魚島問題和沖繩歷史，以大量史料說明釣魚島不是“無主之地”，而是一直在中國的領有之下，日本是趁着甲午戰爭之後的混亂掠奪而來。
該書出版半年後，它首先在香港被譯爲漢語，以《關於釣魚島等島嶼的歷史和歸屬問題》之名出版發行。隨後臺灣地區也出版發行了中譯本。當時大陸因“文化大革命”而未出版，直至25年後的1997年，大陸才翻譯出版了井上清先生的這部力作，易名爲《釣魚島——歷史與主權》。
中共的同盟軍?
井上清以釣魚島歸屬問題的研究而聞名於世，不過他的專業其實是日本近代史，主要研究對象本應是天皇制和日本的部落民問題。但對於釣魚島問題的關注，卻不能僅僅歸因於一個“偶然發現”引發的意外課題，它也和井上教授一生的政治理念和追求有關。
從戰前開始，井上清教授實際上在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日本近代史，被稱爲“講座派”成員。
馬克思主義傳到日本的時間比傳到中國要早很多，《共產黨宣言》的日文譯本就比中文譯本要早16年，所以馬克思主義在日本一直有很大影響。即使在戰時，號稱是“天皇的官吏養成所”的東京帝國大學也沒有禁止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在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中讀馬克思的著作更是一種時髦。
馬克思主義在戰前日本甚至影響到了軍界。在戰後被判決爲甲級戰犯的星野直樹、賀屋興宣以及因爲甲級戰犯嫌疑而被抓進過巢鴨監獄的岸信介、鮎川義介等人，都對《資本論》十分熟悉。就連甲級戰犯佐藤賢了這樣先後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校的赳赳武夫，也在回憶錄中也說，他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之後買的第一本書就是《資本論》。
隨着戰後民主化浪潮，馬克思主義在日本就成流行。實際上，戰前馬克思主義主要是應用在經濟學研究，戰後才擴展到了社會學和組織學範疇，而井上清教授在日本是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的第一人。井上清教授使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歷史不光是趕時髦，他是從日本軍國主義化的歷史和其對亞洲及日本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中得出“日本帝國主義是萬惡之源”這個結論的，他認爲有良知的日本知識分子就應該盡一切努力來阻止日本帝國主義的復活。
由此動機，井上清在戰後的研究對象就轉到了天皇制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以及日本軍隊和軍部以及“部落民”等與日本軍國主義直接相關的問題，並認爲不解決日本社會中的一些根本性矛盾就永遠無法根除日本帝國主義復興的可能。
對外關係上，井上清一直主張對華友好。他認爲只有一個強大而愛好和平的中國纔是遏制日本帝國主義復活的重要因素。他甚至爲此成爲極端的親中派。
井上清教授雖非日共黨員，但一直是日共的支持和同情者;同樣，日共也是井上清教授最堅決的支持團體。不過，這種關係在20世紀60年代後半期斷絕了。因爲1966年日共拒絕在中蘇論戰中一邊倒支持中共，從建黨以來一直保持良好關係的中共、日共因此分道揚鑣。此後日共對中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持堅定的批判態度，而中共的忠實擁躉井上清則堅定站在支持中共一邊。
1967年，正值中國的“文革”如火如荼，日本發生了一件“善鄰學生會館”事件。東京有一座叫做“善鄰學生會館”的建築物，是原來僞滿時代的留學生宿舍，戰後還是作爲中國留學生宿舍在用，一樓則爲日中友好協會的辦公室。日共和中共交惡之後，日中友好協會也發生了分裂，而留學生團體基本上站在親中共的日中友好協會一邊。爲了爭奪對會館的使用權，兩派大打出手，是爲“善鄰學生會館”事件。這次事件中，井上清堅決地站在留學生一邊，把日共在這次事件中的表現上綱上線爲“和侵略戰爭時代一樣煽動日本青年攻擊中國青年”。
那次事件後，井上清教授徹底斷絕了和日共的往來。轉而和大塚有章合作創辦了一所“毛澤東思想學院”，繼續政治活動。井上清由此成爲中共最堅定的同盟軍。1960年，井上清訪蘇時順道首次訪問中國，接受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接見。此後他一共訪問中國30餘次。
井上清教授在有關中國“文革”問題上所持立場別於日共，或因其專業並不是中國近代史，他對當時中國實際發生的事情並不像日共那樣擁有第一手資料，只是按自己的想象和願望在行事。後來，“文革”的玫瑰色光環被打破，井上清教授不得不面對令人尷尬的現實。1997年，中共與日共兩黨再次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井上清教授也和日共恢復了關係。日共機關報《赤旗》上所刊登的支持者名單中，再次出現了井上清教授的名字。
漸被遺忘的老人
1972年井上清在日本舉國上下輿論一致的情況下，提出釣魚島屬於中國，是需要相當大的反潮流勇氣的。而井上清教授的著作的確堅實有力，以至於在出版後的40年中，對其提出批判的只有奧原敏雄和原田禹雄兩人。其餘的日本人都是要麼裝作不知道有過對釣魚島歸屬問題研究得如此之深刻的一位井上教授，要麼乾脆悶聲大發財。
今天，中國在陳述釣魚島主權問題時所使用的證據和歷史事實，無論是官方說法還是各種學術研究著作，不但來自日本方面的有力證據全部來自井上清，甚至引自中國古籍上的說法，也多半來自井上清的發現整理。
關於釣魚島的中國主權歸屬問題，井上教授不但是第一個專門的研究學者，甚至有可能只有他才如此認真深入地研究過這個問題。所以，在199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授予井上清教授名譽博士學位。
但遺憾的是，近些年來，有不少大陸新出版的釣魚島學術論著，全盤借用了井上清費盡心力從日方史料和檔案中找到的證據，卻假裝世界上從來沒有“井上清”這個人的存在。它造成的結果是：在中國相關學界，人人皆知井上清，但中國大衆卻幾乎沒有幾個人知道井上清。
2001年11月，88 歲的井上清去世。
2002年12月，井上夫人井上初江爲履行井上遺願，將井上清生前精選的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珍貴學術著作和史料計18000餘冊全部轉贈中國社科院。這批圖書一共裝滿440箱，從天津港運抵中國社科院圖書館時，用了4臺卡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