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捷克語:Pražské jaro;斯洛伐克語:Pražská jar ;俄語: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是1968年1月5日開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的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這場運動直到當年8月20日，蘇聯及華約成員國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軍事行動代號:多瑙河行動，英文:Operation Danube)才告終。
杜布切克在國內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了"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這個方案並不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一樣，完全拋棄了舊有的社會主義傳統。然而，蘇聯依然將這視爲對其領導地位的挑戰，也是對於東歐地區政治穩定的一種威脅。捷克斯洛伐克的這段民主化進程，在8月20日深夜開始的20萬華約成員國軍隊和5000輛坦克的武裝入侵後宣告失敗。事實上，在一個工廠裏，捷共通過了改革方案，但是入侵者將這一切努力都付之東流。
結果
布拉迪斯拉發會議後，蘇聯的媒體對捷克的改革提出了批評，但是總體來說局勢似乎有所緩和。但是，關於切爾納會談中達成的共識的實行上，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分歧日益明顯。勃列日涅夫在9日和13日兩次與杜布切克舉行電話會談，迫使其實行共識的內容，但是杜布切克以準備9月的臨時全黨大會爲理由，沒有明確答應其要求。
至此，蘇聯方面認爲在杜布切克體制下，很難阻止這場改革運動的繼續發展，只有通過軍事介入才能打開僵局。在8月15日到8月17日這3日召開的蘇聯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最終決定對捷克斯洛伐克實行軍事介入，次日，華約各國領導人被召集到莫斯科，聽取了這個決定，並表示一致同意。
1968年8月20日深夜，以蘇軍爲主的華沙條約盟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迅速佔領了其全部領土。
軍事介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幹部中的保守派建立工農革命政府計劃的一個部分。但是，在武裝入侵當天的幹部會議忙於準備9月9日的黨員大會，而保守派準備的情況報告以及替換杜布切克領導層、成立新的領導核心的請求被打亂了步驟。因此，軍事介入的報告傳達到黨幹部會議的時候，保守派尚未能佔領會議的大多數，因此會議最終決定發表指責軍事入侵的聲明。
這樣，由於蘇聯宣稱這次武裝干預是應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兩者的聲明成了針鋒相對的矛盾。但是，建立工農革命政府的計劃依然在第二天於布拉格賓館以及蘇聯大使館內籌劃。最終交涉的結果是，斯沃博達總統決定首先應釋放杜布切克和與勃列日涅夫領導層直接交涉，拒絕了建立新政府的計劃。
1968年8月22日，在布拉格的一處工廠內，匆忙地召開了第14次臨時黨員大會。這次大會是由布拉格黨委負責人博夫米盧·西蒙向杜布切克建議的，並通過廣播和黨的機關報向全國宣佈。這樣。在軍事佔領的非常事態下，1112名(最終爲1219名)黨員到會(由於交通原因，斯洛伐克代表只有15人蔘加，這也是後來斯洛伐克方面主張大會無效的理由之一)。大會最終聲明，指責非法的軍事介入，並支持被拘禁的杜布切克爲首的領導集體。
軍事入侵當天，國營電臺除了播放國歌外，沒有對外作任何廣播。國際電話以及新聞社的對外電報也被封鎖。只有唯一沒有能被限制的業餘無線通訊，將這個事件在全世界公佈。
對於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裝入侵，21日，應美國、英國、法國及加拿大等國的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會中，巴西、加拿大、丹麥、法國、巴拉圭、英國和美國提出"入侵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干涉內政行爲，要求立即撤離"的決議案，最終10票贊成、3票棄權和2票反對，由於蘇聯行使了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權，該決議未能生效。此外，加拿大提議聯合國祕書長向布拉格派遣特使。武裝入侵當天正在南斯拉夫訪問的哈耶克外交部長在24日到聯合國指責武裝入侵。但是由於締結了《莫斯科議定書》，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撤回了議題，最終在聯合國的議論失去了實際效果。
此外，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一方面認同杜布切克政府的改革運動，但另一方面卻沒有采取任何具體行動。這是因爲這起事件發生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簽訂、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開始以及對於改善美蘇關係的期待"等背景之下，美國擔心由於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響，導致了上述進程的中斷。另外，由於當時美國正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沼之中，對於提供北越武裝的捷克斯洛伐克，約翰遜政府也無法作出積極的支持舉動。因此，與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相比較，更爲重視同蘇聯的關係的約翰遜政府的反應，恰好說明了在冷戰格局下美蘇互不干涉其勢力範圍的不成文規則。
蘇聯在入侵後，面對國際輿論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消極的抵抗之後，也決定接受斯沃博達總統的要求，從23日開始，在克里姆林宮展開雙方談判。但是，勃列日涅夫與以"反革命勢力"罪名被拘禁的杜布切克的會談遭到了非議。在莫斯科聚集的華約其他成員國首腦，始終堅持成立工農革命政府，並強硬地建議如有必要可以實施一定期限的軍事佔領。另外，在25日的蘇聯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對於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所採取的解決事態的方案，也有人表示異議。
經過4天的會談，26日，兩個領導層簽署了"莫斯科議定書"。其內容有15項，再次確認了控制媒體、更換改革派的切爾納會談的"共識"事項，同時明確宣佈22日臨時召開的全黨大會的無效性。此外，對於干預軍隊的撤退問題，並沒有明確撤軍的時間。
這次事件之後，西方社會將蘇聯此次爲武裝介入所作的正當化理論，稱爲"限制主權論"或"勃列日涅夫主義"。這個理論主要通過9月26日蘇聯《真理報》所載論文《主權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義務》以及11月在波蘭統一工人黨第5次全黨大會上勃列日涅夫的演講被明確化。主要內容即:"一國的社會主義危機也是社會主義陣營全體的危機，其他國家不能對此毫不關心，爲了保護全體的利益，可以超越一國的主權。"這個理論從階級的觀點重新評價了主權，將保衛社會主義置於尊重主權和不干涉內政原則之上。另外，勃列日涅夫主義並不是爲了將軍事幹預正當化而在事後倉促形成的理論，在此之前的華沙信件和布拉迪斯拉發宣言中就有所體現。事實上，這個方針與斯大林、赫魯曉夫時期的蘇聯對東歐政策基本一致，雖然冠以勃列日涅夫之名，卻不是他的獨創。
從莫斯科歸來的杜布切克領導層，對國民發表了繼續改革的聲明。但是，迫於蘇聯以及國內親蘇派要求執行《莫斯科議定書》的壓力，杜布切克的迴旋空間日漸狹窄。例如，在入侵軍隊撤退問題上，隨着10月暫定駐留條約的簽訂，實際上將駐捷軍隊合法化(直到1989年東歐劇變才最終撤離)。另外，對於改革派的壓力，最終也集中到國民愛戴的斯姆魯科夫斯基身上，他被撤去了國民議會議長的職務。
另一方面，10月28日開始實施《行動綱領》中提出的聯邦制。1969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正式成立。
1969年1月16日，查理大學的學生揚·巴拉夫爲抗議軍事幹預和改革的倒退，企圖自焚。3月，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冰球錦標賽上，捷克斯洛伐克隊戰勝了蘇聯隊，這個消息傳到國內後，衆多的國民走上街頭，拍手稱快。此後，又出現了在布拉格圍攻蘇聯航空公司辦公點的事件。這一切都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國民對於蘇聯的厭惡和仇恨。蘇聯將這一系列事件定性爲反革命勢力的陰謀，要求杜布切克予以制止。
1969年4月，古斯塔夫·胡薩克接替杜布切克就任第一書記，繼續實行"正常體制"，至此，"布拉格之春"宣告結束。
影響
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事件導致人們對蘇聯的"列寧-斯大林"模式的失望，使人們認清了在蘇聯控制下的社會主義不允許有與蘇聯認同的民主相左的模式存在。它一方面使蘇聯的威權達到了頂峯，爲入侵阿富汗開了先例;另一方面也使與蘇聯關係交惡的中國認識到蘇聯不會容許異己的存在，與美國改善關係並對抗蘇聯的威脅的意願日趨強烈，最終促使了中美建交。
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事件後，蘇聯扶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禁止言論自由，加強對媒體的控制，以清除西方自由思想。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識分子分化成兩派，一派迫於蘇聯的壓力，發表申明贊成蘇聯;另一派則不屈服於蘇聯入侵，開始發表反蘇言論，公開抨擊蘇聯行爲。這也導致了有關於反映"布拉格之春"的作品大量涌現，其中最著名的當數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其中的故事背景就發生在"布拉格之春"的前後，反映的當時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看法與生活狀態。這部小說使米蘭·昆德拉成爲全球著名的小說家，而這部小說也在1988年被翻拍成電影《布拉格之戀》(《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布拉格之春"是試圖在另一種社會主義的基礎上，解決因強加在捷克斯洛伐克頭上的蘇聯模式而引起的政治和經濟危機。它是捷克斯洛伐克根據本國國情，爲加速經濟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在政治、經濟方面進行改革的有益探索。它的目的是建立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可悲的是，來自蘇聯克里姆林宮的嚴寒冷凍了這場改革，"布拉格之春"夭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