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第一次工業革命是在英國爆發的，這使得英國率先進入到科技時期，而且國力以及生產力等各個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進步，可是爲什麼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美國和德國會趕超英國呢?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答。
一、領先市場的丟失
熊彼特曾指出：在資本主義市場上真正占主導地位的並不是經濟學家們所說的那種競爭，而是新產品、新技術的競爭……這種競爭衝擊的不只是現存的企業的盈利空間和產出能力，而是它們的基礎和生命。因此，當我們討論生產率時，必須區分開工業革命的舊工業與新工業。
舊工業包括煤炭、生鐵、紡織品和蒸汽動力，而在1880年之後成長起來的新工業則主要是電力、鋼、有機化學和內燃機。因此，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整個世界正處於新舊主導產業交替時期，這段時期的競爭不是市場規模、生產效率和原有產品質量的競爭，而是新舊產業之間的競爭。
在1880年前後，英國舊工業的生產率遠高於德國，英國的舊技術已經擴散到它所適用的每個地方。19世紀80年代，英國當時的棉紡織工業和利用焦炭製造生鐵的生產率已經在一個相當高的水平上運行。但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後，第二次技術革命初露端倪。鋼鐵、電力、有機化學工業等等成爲新的主導產業。尤其是鋼材在19世紀80-90年代越來越便宜，越來越充足，滿足了佩蕾絲“核心投入”的標準。
19世紀80年代，吉芬就認爲衰退是任何一個國家工業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並呼籲英國集中精力增加生產力，並將生產轉移到那些擁有比較優勢的工業中。但英國卻選擇了最爲省事的措施——貿易，並提出要麼死亡，要麼貿易的口號。英國長期專注於推銷紡織品的自由貿易，對外依賴度增強，似乎對國家競爭力問題考慮不多，重視不夠，考慮更多的則是靜態的利潤計算。
作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英國，憑藉着第一次工業革命在主導產業——紡織業上所取得的優勢，長期居於世界工業壟斷地位並佔有廣大的殖民地市場，據此可以獲得規模報酬的利潤，企業爲實現利潤最大化總是抵制創新。英國在資源配置上任由市場經濟起決定作用，完全信賴資本的逐利性，而資本家由於豐厚的利潤，不願意另行耗資進行固定資產更新和追逐先進技術，從而造成了各重要工業部門技術和設備的陳舊和落後。
這種路徑依賴事實上阻礙了英國企業家對新生主導產業的追求，而自由放任政策則使英國在國家戰略上放棄了對鋼鐵、有機化學、電力等新的主導產業領先市場的角逐，在這些新的行業，英國發展遲緩非常明顯就是明證。當然，當時的英國經濟也不乏“亮點”，但卻集中在零售業、食品加工、家用產品、服裝業等傳統工業。
19世紀中後期產生了壟斷資本主義，其最突出的特徵之一就是資本輸出。英國的金融機構和企業家們此時正在不斷努力向海外拓展，進行着一種截然不同的投資——爲世界提供信貸，以賺取更高的短期收益率。老牌資本主義的英國當時並沒有認識到對外直接投資(FDI)與貨幣資本輸出的致命區別，在引進德國和美國的FDI的同時，大量對外借出資本。英國給全世界提供了大量的信貸，“英國信貸供應了差不多全世界的資本”。對外投資總是至少有一半投放在公債方面。貨幣資本輸出導致國內投資不足以及引進FDI是對英國在新產業上獲取競爭優勢的雙重打擊。
與此同時，19世紀美國與英國進行了互逆操作：英國大量貨幣資本流向美國，而美國大量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向了英國。這是導致英國衰落、美國興起的重要原因。英國金融機構片面地攫取利潤和剪息票，忽視新技術對大規模融資的需求。接下來的境況就是英國國內投資不足，導致新技術難以擴散，生產規模無法擴大，而電力、鋼鐵和其他許多新興工業如化工工業都存在巨大的規模經濟。
在基於世界性網絡的產業，如煤礦的開採、種植業、煉油業(殼牌)、菸草業和保險業中，英國的大公司表現不錯並在世界最大公司中保有了一席之地，但英國缺少新的工業製造部門，沒有新技術和新的投資機遇，因而英國資本是貧瘠的。
由此可見，英國可謂“成也紡織業，敗也紡織業”，可見並非所有的貿易都對一國有利。此時英國的主要癥結已經不是市場效率問題而是產業發展方向問題了，即產業選擇問題，也即應該重視重大產品創新而非工序創新。
英國商品蜷縮在發展相對滯後的、龐大的殖民地市場，雖然使英國在原有產業上穩穩當當地攫取最後的產業利潤，但這種保守的經濟不能很快適應新科技帶來的技術革命和經濟轉變，國內資本卻一直沒有像美國那樣大力發展新興工業。可見，在成熟的產業上，不但不能使後發國家獲得趕超的機會，也不能使產業領先國家維持競爭優勢的可能。
二、美國和德國在新興工業上的趕超與侵蝕
國家之間的競爭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德國與美國利用英國的自由貿易而大舉進入英國市場並出售其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新產品，在英國市場上與英國製成品展開激烈競爭。他們趕超的共同主線就是對自由貿易的集體不信任，特點是不在原有主導產業上與老牌帝國一決高下，而是另闢蹊徑尋求和發展新的主導產業，尋求和發展動態的競爭力。
獨立自主的工業化是美國經濟發展的前提。先是獨立戰爭使美國政治獨立;然後是1807年傑弗遜禁運和1812-1815年英美戰爭使北方經濟得以獨立，再就是南北戰爭事實上使美國在經濟上完全獨立於英國。軍事上咄咄逼人是基於國家根本利益的考量，美國在拉丁美洲推行的門羅主義與漢密爾頓的經濟發展戰略是一脈相承的：做英國人所做，不做英國人所說，一步步將英國人洪水猛獸般的廉價製成品擋在國門之外，通過“美國製造體系”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利用巨大的國內市場和英國單方面開放的市場發展新興工業。
一方面，美國加大創新力度，19世紀末，美國工程師和科學家都開發出了生產率高於英國的新工藝和新產品。一系列基本的工藝創新，如貝西膜工藝、西門子工藝和吉克利斯-托馬斯工藝，爲美國鋼鐵業帶來了高速發展。在十九世紀後期，以電燈、打字機、電話以及三種技術革命——電、汽車和飛機——改變了世界。
另一方面，利用英國單方面的開放，到英國設廠，如福特公司、通用電氣、奧的斯電梯、杜邦公司、辛格公司等等紛紛在英國設廠生產。結果是：美國的產業結構中製造業與農業的位置徹底顛倒了過來。更重要的是美國的進出口結構大大改善，反映出美國工業對英國的趕超態勢。
縱觀德國，一方面如李斯特所見，發達的英國工業對德國構成威脅，因而力加防範，使國內市場爲本國企業家所保留;另一方面又敏銳地注意到德國可以利用外部廣泛而開放的市場，因爲較早工業化國家所能享有的國際市場空間是非常廣闊的，因此，德國利用英國敞開的自由貿易大門，憑藉化工等新技術的突破而形成強勁的工業競爭力，反過來大舉佔領英國市場。
尤其是可以利用英國廉價的鐵、紗線、機器等生產資料，服務於自己開拓市場的目的，可以說，德國有機化學工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英國自由貿易爲其提供的市場而獲得的(英國是當時有機化學工業的最大的需求國)。
不僅如此，從事化學制藥業的赫斯特和西門子這樣的德國公司也在英國進行直接投資。從絕對意義上來說，雖然這些投資規模較小，但是這些小投資既預示了後續的大規模投資，也標誌着英國的衰落難以逆轉。
美、德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崛起，加強了同英國商品的競爭能力。美國和德國公司對英國國內市場的入侵給英國帶來了新難題。在新的技術革命面前，由於單方面的自由貿易，英國在過去所獲得的工業成功和巨大市場並未確保今後持久的競爭優勢。
恰恰相反，這事實上造成了英國“去工業化”的狀況。英國本土企業家的行爲顯著落後於德國和美國同行，“在許多情況下，新興產業在英國的投資都是外國人進行的”。英國人自然地就幹起了擔水劈柴的活，所以英國宣揚的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被德美“自由”地利用了。
三、社會體系的惰性和僵化：源於自由放任
18世紀80年代以來，英國形成了非常有利於工業增長的制度和社會框架，英國在19世紀中期，完全可以像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蒸汽技術引發新浪潮中那樣處於領先地位，但英國卻未能有效行動，其主要原因在於自由貿易使社會體系走向了惰性和僵化。霍布森·霍布斯鮑姆也提及，英國可以帶來一種截然不同的制度變遷、有助於英國工業和技術革新的推動力，但這種力量在英國卻被大大削弱了。
首先，正如熊彼特指出的，與德國和美國相比，英國的企業家精神發育滯後，其原因就是我們這裏所討論的，自由貿易導致了他們對海外傳統產品市場的依賴。其次，管理的職業化在美國和德國迅速發展，而英國企業的小型化延緩了這種發展步伐。管理和組織創新及擴散的落後是19世紀最後三、四十年英國技術經濟落後而美國與德國後來居上的一個主要原因。拉佐尼克指出了英國車間作業管理系統的衰退，以及美國職業管理機構與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的興起。
最後，英國19世紀教育改革的失敗。英國教育體制最突出的特點有兩點，一是教育紳士化，二是英國的非全日制培訓和在職教育傳統越來越不適應於新技術革命的要求。雖然不斷有教育家、工業家和官方調查機構與委員會倡導改革的呼聲，但對自由放任信條的迷信使英國政府舉棋不定，改革最終歸於流產。
總而言之，英國因保護主義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技術領先進而致使國家強大，因爲自恃技術領先和國家強大選擇了自由貿易。在當時，英國出於其國家利益，選擇自由貿易無可厚非，但英國國家精英們對自由貿易和自由放任的迷信，卻使得英國在第二次技術革命新的主導產業上被後進國家所超越，進而導致英國的衰落。
自由貿易理論本來是英國用於出口的，但英國人謊言重複多了，自己相信了，也中了自由貿易的流毒，以至於無法自拔，任憑競爭力日強的對手(如美國、德國)佔據本國新興工業的市場。正如李斯特認爲的，英國自由貿易政策的本意是踢掉梯子，阻止後進國家的工業發展，最終把自己繼續往上爬的梯子踢給了德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