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年，日本天皇遷都平城京(今奈良)，開始日本歷史上知名的"奈良時代"(ならじだい710-794)，此期間歷代天皇注重農耕，興修水利，獎勵墾荒，社會經濟得到大爲發展，此時的奈良朝受中國盛唐文化的影響，又通過唐朝接受到印度、伊朗的文化，從而出現了日本第一次文化全面昌盛的局面。此時的日本社會儼然處於國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中。但此時對後世的積弊也在形成，班田制難以形成，天皇專職國家的經濟發生動搖，中央集權體制因內訌逐漸削弱。於794年，天皇遷都於平安京標誌"奈良時代"結束，開始"平安時代" 此時全國大興造寺、造像，堂皇的繪畫、華麗的裝飾藝術，今天仍見於奈良的寺院和正倉院寶物中。
8世紀的東亞形勢
8世紀前後是東亞各國相對統一的時代，各國不同程度地實行了均田制和由它脫胎而來的班田制、丁田制，先後形成了較爲強大的封建的中央集權國家，至8世紀中葉達到發展的頂峯。
8世紀的中國，正處於唐朝的鼎盛時期，它與阿拉伯帝國東西相峙，成爲亞洲各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的中心。與唐朝維持良好的國家關係，通過派遣遣唐使學習唐朝先進的文化，是奈良朝和前期平安朝外交政策的核心。
675年，新羅統一了朝鮮半島，結束了半島上三國鼎立的時代。統一的新羅在唐帝國律令的影響下，進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權封建國家政治體制;在土地制度上模仿唐的均田制實行丁田制;在文化上向唐派出大批留學生，自覺地吸收唐文化。8世紀日本與新羅曾多次交換使節，但由於日本對新羅採取大國主義姿態，將其當作屬國看待，所以雙方關係惡化。
7世紀末靺鞨族首領在今中國吉林敦化縣附近的敖東城建震國。713年，唐封大祚榮爲渤海郡王，自此震國改稱渤海國。渤海國曾多次向日本派出使節。從日本史書留下的大量的渤日通聘資料來看，雙方的態度是友好的，而渤海國方面尤爲積極主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渤日政治關係中，始終貫徹着這樣一個矛盾，即日本以 "上國"自居，要求渤海臣服，而渤海國則堅持對等外交。
與唐朝的交流
奈良朝與唐朝的交流主要是通過遣唐使來完成的。
在日本史料中，遣唐使早期稱爲"遣唐大使" 、"西海使" 、"入唐使" ，後來才正式稱作"遣唐使"。與一切其他國家的使節一樣，唐朝稱之爲"朝貢使"。
從630年至894年，日本遣唐使的任命次數，有18次 、19次 、20次等諸說。其階段的劃分也有兩期、三期、四期等不同劃分。從其派遣目的來看，兩期劃分法較爲合適。前期從630年至669年，一般由2艘船組成，乘員約250 人左右。主要是爲了解決朝鮮問題，力圖維持其在朝鮮半島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可以說主要是出於政治目的而派遣的。後期從702年至894年，船隻增至4艘，乘員超過500人。主要是爲了全面而系統地輸入大唐的先進文化，以促進自己國家的迅速發展和進步。
遣唐使團成員包括:(1)官員。大使一人、副使一至二人、判官一至四人、錄事一至四人。有時在大使之上另設押使或執節使一人。他們負責對唐的外交、貿易以及代表團的日常生活等事務。押使、執節使、大使和副使，是能否完成任務的關鍵人物，選任甚爲謹慎。除具有外交才能外，還須有堂皇的儀表，優雅的風度，以及有關中國的知識和禮儀方面的較深修養。(2)隨行人員。有留學生、留學僧、還學僧、請益生、知乘船事、譯語、主神、醫師、陰陽師、畫師、史生、射手、船師、卜部、音聲長、音聲生、玉生、鍛生、鑄生、細工生、船匠、柁師、挾杪、傔人、雜使、水手長、水手等。
遣唐使團集中了當時日本外交、學術、科技、工藝、音樂、美術、航海等方面的優秀人才，以保證最大限度地完成外交使命、吸收先進的唐朝文化、提高航海的成功率。
遣唐使赴唐的航線主要有三條。前期多走北路，後期則改走南島路或南路。(1)北路。這是自漢和三國以來，中日交通的早期航線。從難波、北部九州的筑紫起航，經壹歧、對馬島至濟州島，然後沿朝鮮半島西南沿岸北行，自漢江口、甕津半島起，折而向西，橫渡黃海，至山東半島之登州或萊州登陸。或自漢江口繼續北行，越過鴨綠江口，西航，到遼東半島之南端，通過廟島列島，到登州。此路航期長，但多沿海岸航行，較爲安全。(2)南島路。由北九州的筑紫沿九州島西海岸南下，經奄美島、琉球，越東海直達長江口岸。(3)南路。由北部九州的筑紫橫渡東海，到達長江口岸。南島路和南路航期雖比北路短，但海難事故較多。
遣唐使團成員都是經過嚴格選拔的飽學之士，或有某種高超技藝的人才，他們將在唐期間學得的先進文化技術帶回日本，對日本的制度、法律、宗教、教育、文學、樂舞、書法、工藝美術、史學、醫藥、曆法、建築、體育娛樂、衣食風俗等各方面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遣唐使除了帶回先進的文化技術之外，還帶回了許多珍貨寶物，有些現在還保存在奈良的正倉院。他們的貿易活動在客觀上促進了當時的中日物質交流。
與渤海國的往來
渤海國的創立者大祚榮在世期間，曾努力加強與唐朝中央政府的聯繫，但在他死後，他的繼承人大武藝卻滋生了擺脫唐朝中央政府的傾向。大武藝之弟大門藝，因爲力主與唐朝中央政府合作而受到大武藝的迫害，不得已出奔長安。爲了對抗唐朝中央政府和從背後牽制與唐和好的新羅，大武藝便試圖爭取與新羅交惡的日本結盟。 727年，大武藝派遣高仁義使日，希望與日本結援。
735年大武藝又與唐朝修復了關係。但是，渤海國與新羅的矛盾卻日益加深。爲了牽制新羅，渤海國又多次遣使赴日。
762年，唐朝冊封渤海王的官爵由"郡王"升格爲"國王"，同時渤海王被授予同新羅王同等的官職檢校太尉。渤海國與唐朝中央政府關係的日益好轉以及東亞國際形勢的趨緩，使得渤海國的對日本外交出現了轉機，由政治目的轉爲經濟目的。與前期出於政治目的的遣使相比，後期出於經濟目的的遣使規模有所增大。渤海國的遣使赴日交易一直延續到平安時代。
在奈良時代，渤海國先後派遣使節赴日，共有13次。人數最多的1次是746年，使團成員1100餘人，船隻最多的1次是771年，325人乘17艘船抵日。
與新羅國的關係
奈良時代，新羅遣使日本22次，日本遣使新羅16次。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交往雖然一直沒有中斷過，但矛盾和摩擦不斷。
722年，新羅在京城的南部建毛伐郡城，以截斷"日本賊路"。731年4月，日本兵船三百艘，越海侵入新羅東部邊境，兩國在海上交戰。738年、742年、743年新羅的三次遣日使均在大宰府被阻。
759年，大權在握的藤原仲麻呂開始計劃征討新羅，企圖重溫侵略朝鮮半島的迷夢。6月，他命令大宰府制定征討新羅的作戰書，9月又命令各道在三年內製造 500艘戰船。761年，命美濃、武藏兩國的40名少年學習新羅語，此後又在各道任命節度使，積極爲征討新羅做準備。後來由於藤原仲麻呂的勢力下降、民意不從等原因，最終征討新羅計劃廢止。
由於奈良時代日本和新羅關係的不斷惡化，進入平安時代不久的799年後，日本與新羅的官方往來正式中止，取而代之的是商人的民間往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