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代至1920年代，大批的日本青年女性——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島原半島居多——到海外賣淫爲生，形成世界歷史上罕見的賣淫人口大流動。由於南洋羣島是其最爲龐大的聚集地之一，因此中文直接稱其爲“南洋姐”。“南洋姐”的足跡，北到西伯利亞及中國東北部地區;朝南以上海、香港爲基地，涌入以新加坡爲核心據點的馬來半島;朝西以印度爲跳板，直達非洲東海岸，一直將勢力範圍擴張至好望角;向東則滲透到夏威夷乃至美國的加利福尼亞沿岸地區。僅在明治年間輸出的女性，可能達數十萬之多。一戰後，日本政府開始執行限制、取締政策，“南洋姐”因此盛況不再。雖然這羣以世界爲舞臺的“南洋姐”幾乎沒有留下顯眼的記錄，人們只能在海外各地散落的日本人墓地的墓碑上，瞭解到她們的存在，但她們展現給世人的是另類的近代日本發展史，另類的日本海外殖民史。
1830年前後，黑奴貿易近乎絕跡，代之而起的是華工和印度勞工的崛起。華工和印度勞工一般是單身前往，在其落腳的地方，青壯年男性高度聚集，男女比例嚴重失調。艱辛枯燥的打工生活，需要找到解決生理慾望的“宣泄口”，大量華工和印度勞工的移住，形成都市社會，這就爲娼妓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正因爲如此，“南洋姐”向世界各地的擴張，基本上與華工和印度勞工活躍的地區相重疊。另一方面，在作爲管理者的歐洲殖民者看來，日本娼妓的存在，是一種“軟性”的潤滑劑，可以調劑勞工枯燥、單調的生活，讓他們安心勞作。爲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他們對日本娼妓的進駐，採取的是默許甚至是歡迎、支持的態度。當時日本的媒體也曾將“世界勞動國”的中國和“世界賣淫國”的日本“有機”地擺放在一起，闡述中日兩國不淺的“因緣”關係。
“南洋姐”與長崎的特殊背景有關。17世紀中葉，幕府確立了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但仍然保留了一個對外的窗口——長崎港。從江戶時代中期起，許多天草、島原地區的女性外出打工，目的地便是長崎。在那裏，中國船和荷蘭船進行着貿易活動。由此，在長崎出現了面向外國男性賣淫的“遊女”羣落。1642年，長崎將分散各處的傾城屋集中於一地，形成規模龐大的丸山遊廓。1692年丸山遊廓容納了1443名“遊女”，成爲江戶時代頗具代表性的花街。並且，長崎專門爲中國人、荷蘭人設置了外國人居留地，允許“丸山遊女”有條件地出入。服務中國人的“遊女”被稱爲“唐人行”、“唐館行”、“館內行”等，而出入荷蘭館的“遊女”則被稱爲“出島行”、“蘭館行”等。這表明，長崎一帶面向外國人的賣淫活動是有歷史淵源的，以外國人爲最優先服務對象的性僱傭關係，在“丸山遊女”那裏就已確立基本形態。
大和民族對“性”的寬容以及性道德約束機制的缺乏，也是近代日本“南洋姐”氾濫世界各地的一大原因。這種傳統的性“寬容”文化，自然也對島原、天草等地的青年女性產生重大的影響。大正年間，日本一位小學教師觀察天草的風俗人情後曾這樣評述：“這個村的敝風，是充當娼妓並不爲恥，而是被認定爲一種職業。正是將其視爲維持生計的職業，所以不會形成輕視、蔑視的風氣。無論是虛榮心還是作爲一種職業，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早已形成尊重金錢的根深蒂固的觀念。”明治維新之後，在接受文明開化的日本知識階層中間，逐步確立瞭如下觀念：賣淫女是脫落於日常社會的“醜業婦”。但在這一過程中，數以萬計的“南洋姐”已經邁出國門，奔向世界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