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姿態是自發的，因而也是真誠的。1955年9月14日，康拉德·阿登納在科隆-波恩機場剛宣佈最後近萬名德國戰俘和被扣留的平民將從蘇聯回國，一名身穿黑色大衣的老婦就走向這位聯邦德國總理，握住他的手並跪倒在地。
已經79歲的阿登納將她扶起。老婦吻了阿登納的手。總理對她耳語了幾句，這名婦女轉身離去並消失在人羣中。這是一位絕望的母親在表示感謝。她希望自己失蹤的兒子現在能回家。
國事訪問
沒有其他影像如這段僅持續了短短數秒的場景給阿登納的形象留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它被攝影機和幾名在場的攝影記者記錄下來。人們甚至可以說：慈祥的建國總理的神話始於當天。
但最後一批戰俘及被扣留平民的問題起初本不是那次國事訪問的焦點。1955年6月7日，國事訪問的邀請出乎預料地抵達波恩。以尼基塔·赫魯曉夫和尼古拉·布爾加寧爲核心的蘇共新一屆領導人在給聯邦德國的外交照會中提出建立外交關係，並泛泛地提及可以就“解決涉及整個德國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展開談判。
此舉非同尋常。人們通常採取相反的順序爲建交鋪路：首先基於互信奠定基礎，然後互派大使，最後舉行國事訪問來慶祝兩國建交。蘇聯不合常規的做法讓波恩的許多觀察家猜測起了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的真實意圖。
他們可能想通過邀請來離間年輕的聯邦德國和西方夥伴。二戰四大戰勝國定於1955年7月中旬在日內瓦舉行1945年波茨坦會議後的首次會面。蘇共領導人或許樂見阿登納（受德國統一問題有望取得進展的誘惑）在峯會前去莫斯科一趟。這或許尤其會大幅動搖美國對聯邦德國政府的信任。
阿登納在如何應對方面表現得猶豫不決。在這種情形下，阿倫斯巴赫研究所的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民意調查對他而言非常不合時宜。民調顯示，82%的西德人認爲總理應接受邀請；只有3%的西德人認爲應該拒絕。但與此同時，21%的西德人認爲莫斯科只想在華盛頓和波恩之間挑撥離間；認爲邀請表明蘇聯懷有真誠意願的西德人只稍多一點，爲23%。
無論如何，這位總理在1955年6月30日的答覆中有所保留。他只是發出信號，表明聯邦德國原則上願意舉行會談，但未就是否願意進行正式國事訪問表態。但兩天前，一個特別班子已經着手從技術上準備這次訪問。
劇場握手
當阿登納最終於1955年9月8日開始訪問時，事實表明，此行關乎政治較量，而非外交談判。總理在那期間確定了兩個目標：“若在德國重新統一和返還戰俘及被掠平民問題上無法取得進展，則不考慮全面建立外交關係。”
但其實人們事先就清楚，蘇聯不會作出可能拖累其衛星國民主德國的妥協。儘管赫魯曉夫在向阿登納發出邀請後才告知東柏林行政長官瓦爾特·烏布利希，但他同時也明確表示，德國統一社會黨不必擔心其執政地位。
於是，阿登納對莫斯科足足5天的訪問最後只關乎達成交易：以建交換取蘇聯釋放戰俘和被扣留的平民。儘管如此，談判還是非常激烈。阿登納展現出了鮮爲人知的好酒量——只不過要靠一勺勺吞食橄欖油或整磅黃油來解酒。
1955年9月12日，阿登納和布爾加寧在莫斯科大劇院的貴賓包廂內擺出了關鍵但刻意的姿態：兩人在觀衆注視下握手。此前，舞臺上扮演相互仇視的蒙太古伯爵和凱普萊特伯爵的演員正好做了同樣的事情。在普羅科菲耶夫根據莎士比亞同名戲劇改編的芭蕾舞劇中，兩位伯爵在自己的孩子羅密歐和朱麗葉的墳前握手言和。
戰俘獲釋
雙方由此談妥了交易：被蘇聯關押的9626名有名可查的德國人將獲准返回德國。作爲回報，聯邦德國會與莫斯科建交。
這近萬人中的大多數確實是在1949年和1950年後就應獲釋的戰俘或被掠走的平民。但其中也有近千人是完全被合法拘禁的，因爲他們的確犯了戰爭罪。
其中一些人，比如曾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施虐的兩名黨衛軍看守威廉·舒伯特和古斯塔夫·佐爾格，後來被追究刑責：1959年波恩的一家法院在經過45天的庭審後以謀殺多人爲由判處兩人終身監禁。但應爲集中營內人體實驗負責的黨衛軍醫生恩斯特·京特·申克則免於再次受審。
但這最後一批從蘇聯歸國的人中的絕大多數是被無辜關押了很多年。當他們在1955年和1956年乘坐一列列火車抵達弗裏德蘭臨時收容所時，民衆的歡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但“萬人迴歸”對於許多其他家庭來說也意味着希望的終結，他們失蹤的親人沒能回來。康拉德·阿登納對此也束手無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