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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二戰日本的“昭和軍閥集團”是如何形成的?

來源:飛飛歷史網    閱讀: 2.06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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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質遭“伊斯蘭國”殺害後,日本右翼乘機鼓吹擴大海外軍事存在,安倍政府也決心向全球增派軍事人員收集情報。這一幕讓人想起數十年前日本駐外武官遍佈全球的特殊時期。那些最早睜眼看世界的日本軍人不僅活躍在情報界,有人還變成侵華先鋒,甚至成了禍害世人的法西斯骨幹。

 首名駐外武官爲收集中國情報

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對外擴張行動,即1874年侵颱風波剛通過外交手段平息不久,日本軍方痛感有必要加強對華情報工作。於是時任陸軍省長官的山縣有朋在陸軍少佐桂太郎的大力推薦下,派遣當時被視爲日本軍界“希望之星”的福原和勝出任駐華武官,這是日本駐外武官之始。其時距日本設立外務省、向歐美派出第一批駐外使節已過去五年,如果不是情報工作需要,日本是斷然想不到要向外派駐武官的。

作爲日本史上首名駐外武官的福原和勝曾在倒幕戰爭中屢立戰功,此後自費留學英國兩年,對當時世界軍事發展情況有比較深入的瞭解。接到任命後,他於1875年4月出發,帶着十餘人的隨行隊伍由海路先抵達上海,之後除部分人員留駐上海外,其餘人員從陸路由上海向北京進發,沿路收集各類情報。抵達北京後,福原又進一步派出手下四處打探和調查,自己則坐鎮北京,密切注意清政府的一舉一動以及軍備發展變化情況,並對當時日本軍方派往中國的軍事情報人員進行統一節制。在他的指揮下,日本軍方的情報人員使用各種化名深入中國內地,蒐集了大量重要信息,活動極爲猖獗。1876年1月福原和勝奉命回國,結束他的駐外武官生涯。回國後,福原一度被視爲前途無量的軍政界新星,然而好景不長,在“西南戰爭”中,他遭狙擊重傷不治。

與福田和勝的“高開低走”相比,他的“伯樂”桂太郎就“幸運”多了。桂太郎與福原和勝同爲長州武士家庭出身,在福原出任駐華武官後不久,桂太郎也自薦擔任駐德國武官。福原和勝戰死時,桂太郎正在德國考察軍政制度,並與時任德國首相俾斯麥、參謀總長老毛奇等人有密切交往。桂太郎回國後官運亨通,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相繼出任陸軍省總務局長、陸軍次官兼陸軍省法官部長、軍務局長等職。他參加過甲午戰爭,戰後成爲第二任臺灣總督,此後於1901年-1913年間三次出任日本首相,獲授公爵爵位,一時風光無限。

解密:二戰日本的“昭和軍閥集團”是如何形成的?

 “巴登巴登三烏鴉”禍害世人

明治維新後,日本對外戰爭屢戰屢勝,大大刺激軍國主義思潮的蔓延。但當時佔據政界主流的文官集團主張以政治手段逐步蠶食東亞,這引起日本軍隊對文官集團極大的不滿乃至仇視,甚至將文官集團指爲“國賊”。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作爲日軍中眼界最開闊、思想最活躍的一個羣體,駐外武官也捲入了洶涌的政治浪潮。1921年10月27日,在德國溫泉度假勝地巴登巴登,懷着對日本軍內現狀和政局的不滿,時任駐歐洲巡迴武官的永田鐵山、岡村寧次和駐莫斯科武官小畑敏四郎三名少佐級軍官結成祕密同盟,其綱領被定爲“改革軍內人事體制和國家發展方針”。此後爲壯大同盟力量,他們又從駐外武官中精心挑選8名“志同道合”的同夥,包括東條英機、鬆井石根、梅津美治郎、山下奉文等,全是日後臭名昭著的戰犯。

由於日本軍方通常派駐國外的武官都是被認爲有培養和發展前途的新星,因此“巴登巴登同盟”的成員結束任期回國後紛紛青雲直上,在軍內佔據要害和關鍵性的位置。正是在他們的縱容和推動下,以中下級軍官爲代表的軍人集團屢屢在國內外挑起事端。隨着“五一五”和“二二六”兩次兵變的槍聲,一批日本政壇耆宿或被暗殺、或受脅迫下臺,其後的繼任者徹底屈服於軍人的武力。至此,“巴登巴登同盟”完成發展壯大的全過程,從一批中級駐外武官的密謀團伙,膨脹爲日後史書中談之色變的“昭和軍閥集團”。

從1937年開始,該集團在亞洲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將無數人推入苦難深淵,正因如此,日本民間將該集團的三名創始人稱爲“巴登巴登三烏鴉”。然而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巴登巴登同盟”慣於以暗殺和兵變強行奪取國家權力,但作爲“三烏鴉”之首的永田鐵山,卻在1935年因權力之爭,同樣被一名中級軍官砍死在自己的辦公室裏。

“蘇聯將參戰”預警永遠成謎

除了干預政局和直接參與戰爭,二戰中還有一些日本駐外武官專注於自己的“老本行”——情報工作。其中代表人物是駐瑞典武官小野寺信。此人本是日軍著名的諜報專家,曾在侵華戰爭期間參與對國民政府的誘降工作,與汪僞關係密切。值得一提的是,電影《色戒》女主角王佳芝的原型鄭蘋如曾以美貌和機智受到小野寺信的賞識,受邀成爲小野寺信在上海情報機關的翻譯,從而接觸到了大量日僞機密文件,成爲鄭蘋如獲取日僞情報的重要渠道。這也是小野寺信諜海生涯中所栽的爲數不多的幾個跟頭之一。

1940年小野寺信被任命爲駐瑞典武官。日本軍史作家岡部申描述稱:小野寺信在斯德哥爾摩結識波蘭流亡政府派駐該地的一名官員。此人名爲列別科夫斯基,在德國進攻波蘭時曾一度被俘,逃脫後在駐拉脫維亞的日本武官幫助下搞到一本僞滿護照,後輾轉來到瑞典。出於對日本的感激和對蘇聯的仇視,儘管日本是德國盟友,列別科夫斯基仍同意向小野寺信提供關於蘇聯和盟軍的情報。1941年德軍對蘇聯發動突襲,起初勢如破竹,但列別科夫斯基卻向小野寺信透露,德軍進展並不像宣傳的那樣順利,已深陷泥潭。小野寺信據此向國內連續發電警告,不要對蘇德戰場盲目樂觀,不要在蘇聯尚有餘力時與美國開戰,但所有電報都石沉大海。

另一份電報發出於1945年雅爾塔會議之後,日本軍國主義覆滅前夕。列別科夫斯基打探到雅爾塔會議中有關於蘇聯將在德國投降三個月內對日宣戰的內容,其時日本政府高層仍在做着蘇聯能對日中立的美夢。小野寺信把這份重要情報第一時間傳回國內,然而仍杳無迴音。戰後有人查找這份電報,發現被日本大本營作戰參謀瀨島龍三扣下,然而其時瀨島龍三已死,此事也成爲一個永遠的謎。岡部申遺憾地認爲:如果這份電報能送達大本營高層,日本也許就能認識到繼續戰爭毫無希望,從而提早結束戰爭,避免東京空襲、沖繩戰役乃至原子彈攻擊等慘烈後果。

1945年9月3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舊日本軍隊被完全解散,駐外武官在日語中也隨之成爲歷史名詞。日本自衛隊於1954年再次向駐外使館中派出軍事人員,但名稱已改成帶有濃厚掩人耳目色彩的“防衛駐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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