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早在上臺前夕就宣稱，一旦掌權後就立刻把陸軍部長叫來，問他全面武裝要花多少錢？“如果他要求200億、400億、600億甚至1000億，他一定能得到。那時我們就將武裝、武裝、武裝、直到武裝就緒！”然而，在納粹政權建立之初，
1929—1933年經濟大危機的洪峯剛剛越過德國的大地，留下了一片通貨膨脹、企業倒閉、大量失業的經濟廢墟。這自然要制約希特勒“要花多少就花多少錢”的全面武裝打算，他不得不首先控制通貨、解決失業、保護私有制、恢復經濟，同時調整經濟關係與領導權力，建立新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體制。
1933年初，希特勒同被譽爲“金融奇才”的沙赫特進行了幾次密談後，拋出了納粹德國的第一個“四年計劃”。沙赫特在經濟上是傳統的金本位論者，政治上是民族主義和君主主義分子，20年代擔任德國國家銀行總裁，曾成功挽救因魯爾危機而出現崩潰的德國經濟，成爲顯赫一時的人物，後因拒絕美、英的揚格計劃而同魏瑪共和政府分道揚鑣，投入納粹黨懷抱。希特勒上臺後，沙赫特重新擔任國家銀行總裁，隨後兼任經濟部長和軍事經濟全權總辦，成爲直接對希特勒負責的納粹德國“經濟獨裁者”（他主持德國經濟的這幾年被稱爲“沙赫特時代”）。他藉助中央集權的國家干預機制，致力於消除失業、恢復經濟和擺脫凡爾賽體系，同時爲重建國防軍籌措資金，爲過渡到戰爭經濟做準備。到1936年，德國失業人數從600萬人下降到159萬人，工業生產指數恢復到危機前的107%。這就爲納粹德國大規模擴軍備戰奠定了經濟基礎。無怪乎1937年1月沙赫特60壽辰時，德國國防軍刊物《軍事週報》稱頌他爲：“使德國國防軍的重建工作在經濟上成爲可能的人”。
儘管德國經濟在沙赫特的主持下恢復起來，其中隱伏的新危機因素也在冒頭。1935年秋德國糧食歉收，出現“麪包和黃油危機”，政府糧食部長要求把進口糧食的外匯增加4.68億馬克。而由於希特勒撕毀凡爾賽條約大肆擴軍，不斷追加購買進口戰略物資，德國的外匯和黃金儲備1935年已分別降到只有0.89億和0.82億馬克。1936年5月，沙赫特在內閣會議上公開提出，擴軍備戰的速度已經超過德國財經所能承受的限度，要求放慢擴軍速度。這當然是希特勒所不能容許的。於是他撇開沙赫特①，依靠戈林炮製新的“四年計劃”備忘錄，並於同年9月的納粹黨代會上通過了這個計劃。
希特勒明確規定這第二個“四年計劃”的目標：“ 1，德國軍隊4年內必須具備作戰能力；2，德國經濟4年內必須爲戰爭作好準備”。他強調說：“我們不是爲經濟、經濟領導、財政政策而生活；相反，財政和經濟、經濟領導和理論，必須完完全全服務於我們人民所進行的維護自身的鬥爭”。“假如我們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德國的武裝力量在訓練、編制、裝備，主要在思想教育方面建設成爲世界上第一流的軍隊的話，德國將會遭到失敗！”他任命戈林爲新“四年計劃”的全權總代表，成立專門的四年計劃總管理局。同年12月17日，取代沙赫特的戈林，在對100多名德國工業和經濟界領導人闡述執行新四年計劃的指導思想時說：“在這裏，起決定性作用的只是勝利或者滅亡。如果我們取得勝利，經濟將會得到充分的補償。……不能根據賬本計算利潤，只能根據政策的需要，不允許計較需要多少代價。……我們現在下的是最大的賭注。……我們已經處於動員階段，只是尚未開火而已。”對希特勒的戰爭意圖心領神會的戈林，提出了“用大炮代替黃油”的口號。於是整個德國經濟開始轉上戰爭軌道。
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國會發表紀念納粹黨上臺執政4週年的長篇演說。他列舉出納粹政權4年的政績——德國擺脫了凡爾賽條約的束縛，重整了軍備，恢復了強國的地位，結成了國際法西斯的政治同盟；在國內激發了民族主義的熱情，形成了由元首主宰的統一意志，經濟也（由於大規模的擴軍備戰）復甦起來；藉着前一年8月在柏林舉行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之機，向世人展示了“新德國”一派強盛繁榮的景象。當時，大多數德國的民衆和西方世界的人士，都把希特勒看作是振興德意志的傳奇人物。躊躇滿志的希特勒宣稱：“感謝上蒼，它的恩惠使我、一度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士兵，能夠把爭取我們民族的光榮和權利的鬥爭引向成功”。然而，此時希特勒已開始在心裏盤算着，如何利用所鑄造起來的“神劍”，去實現他在《我的奮鬥》中所描畫的擴張藍圖；而這位納粹德國元首的擴張政策，很快就把德意志民族引向了戰爭的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