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每定都一處，皆大幅改革當地經濟，使其成爲新政經中心。諸如布爾薩、埃迪爾內(哈德良堡)，伊斯坦布爾皆然。因商人及工人對於創造大都會尤其重要，穆罕默德二世與其繼承人巴耶塞特二世鼓勵歐洲各地之猶太人移居伊斯坦布爾或其他城市，如薩羅尼加等，而在許多歐洲地區，猶太人受到基督教徒的迫害。其經濟政策之最終目的仍使蘇丹之權力得以鞏固並擴大，故此特別着重於生產階級之利益上，使之生活富裕，從而使帝國生產力大增。另一方面，亦可減少紛亂，使得萬民順服，帝國清平。
直至17世紀，奧斯曼帝國的國庫管理與法治組織皆領先同儕，伊斯蘭世界諸國無有及者，而經過高度訓練之金融專才亦不斷涌現。這些組織發展出來的文書官僚，部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傑出宗教領袖，使這些組織成爲專業團體，許多奧斯曼帝國政治家的成功都是基於這些專業團體發揮的效能。
帝國的經濟結構受到地理因素影響，帝國掌控東西貿易之咽喉，堵塞了歐洲向東的陸路交通，迫使西班牙及葡萄牙的航海家循海路前往東方。帝國亦控制了馬可·波羅所用的香料之路。正當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在1492年抵達巴哈馬時，土耳其的國勢正處於高峯，其經濟影響力橫跨三大洲。現代研究奧斯曼帝國的學者認爲，奧斯曼帝國與中歐關係的轉變是源於海路的開通，西歐打通了繞過中東和地中海的遠洋路線，使陸路的重要性大減，從而導致帝國的衰落。《盎格魯-奧斯曼條約》，又稱《巴爾塔李曼條約》(Treaty of Balta Liman)，將土耳其的市場開放給英國及法國，減緩了其衰落。縱然如此，其仍鼓勵城鎮自行發展，通由擴張領域至未開發地，吸引更多民衆聚居，增強生產力，從而發展成金融中心以保持競爭力，頗有現代資本主義之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