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皇帝”康熙熱愛西方科學，爲什麼又要限制西方文化傳播?今天小編就爲大家詳細解讀一下~
清朝是歷史上一個強盛的朝代，尤其在清朝初期，明君不斷涌現，也出現了一段時間的盛世，而康熙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文能安邦定國，武能平定三藩，所以很多人視他爲明君的典範。
很多人推崇康熙爲“千古一帝”，這和他的好學不無關係。歷史上，康熙嗜書好學是出了名的。他很有語言天賦，精通滿、漢、蒙、藏、維等多種語言，在接見蒙古王公時，可以流利地使用蒙語進行交流。他喜好書法，“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積今三十餘年，實亦性之所好。”他喜讀傳統經典，無論是《周易》，還是《尚書》，抑或是《詩經》，他都能侃侃而談，有自己的見解。對於“四書”，他坦言“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他熟諳騎馬射箭，喜好體育鍛煉，“年力盛時，能挽十五力弓，發十三把箭。”
康熙精力旺盛，對什麼都保持一種強烈的求知慾。於傳統知識如此，西方自然科學更是如此。康熙在位時，東西方文化偶爾碰撞，他常常爲自己專業知識的不足而侷促不安。當時朝廷展開了一場天算曆法的大爭論，但無所結果。
康熙是明末以來中國皇帝中最具科學頭腦和興趣的一位“科技皇帝”。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他對科技的興趣，以及他曾經頒佈“容教詔令”對傳教士們的鼓舞，均存在被誤讀的情況，究其原因，是傳教士和歐洲思想家們對他抱以過高的期望，同時，爲了增強路易十四對傳教中國的支持，傳教士們刻意誤讀康熙的開放、寬容的態度，也是他們這麼做的重要原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同時期歐洲對中國的興趣，卻是建立在這樣的誤讀基礎上，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對中國的誤讀反而構成了歐洲啓蒙運動前期的重要的外在推動因素。
傳教士們對於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康熙對禮部前二日請求允許傳教的奏摺批示“依議”二字表示了極大的熱情。奏摺說：“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炮，差往阿羅素，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爲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衆，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可也。”此傳教寬容詔書之獲得，是徐日升、安多、張誠等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蘇霖神父說：“我們期待已久的日子終於來到，康熙三十一年，天主教自由詔令終被公佈，那是康熙39歲，清王朝立國49年，中國皇權制度存在4644年。基督教信仰傳入中國1056年，聖方濟各·沙勿略逝世140年，耶穌會神父成立中華傳教區109年，楊光先迫害教會後24年，時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降生後的1692年3月22日。那一天，對所有的傳教士與中國基督徒來說，都是最大的快樂與永遠的幸福。”
名師出高徒。康熙在玩中學，在學種玩，很久就有所成就。於玩，康熙無所不摸。他玩過地球儀，玩過“伽俐略式望遠鏡”，玩過婉轉鳴叫的“機械鳥”，也玩過結構複雜的“金盤式手搖計算機”。於學，他又似乎學有所成。數學方面，他自己的獨著《御製三角形推算法論》;醫學方面，他命巴多明將西洋《人體解剖學》書籍翻譯成滿漢文，並將親自實踐，解剖了一直冬眠的熊;天文學方面，他只用了4天的時間，就計算出了太陽子午線的高度……
康熙好學，非常人能比。白晉誇讚“他生來就帶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記憶力強，有驚人的天才。”康熙這麼熱愛西方自然科學，但爲何沒有受到觸動，大開國門來推動清帝國的發展呢?
一是康熙雖然熱衷於學習西方科學，但在內心深處，他對西學的態度比較複雜，甚至將其視爲娛樂消遣的東西。對此，康熙曾這樣說道：“天文歷算，爲王朝定鼎制歷之所需;西洋銃炮軍器，爲護衛王朝‘百年之國祚’之所需;鐘錶器物，則爲聖躬賞玩之所需。”
二是如前所述，康熙學習西方科學的初衷是處理政務的需要，更深處講，是爲自己的統治服務。以火器爲例，康熙雖然看到西洋火器的厲害，但他只是停留在實際利用的層面。爲了平定三藩之亂，康熙命南懷仁製造適應南方地形的機動火炮，而當南懷仁“依洋式鑄造新炮”，並進獻《神威圖說》時，其介紹西方的制炮理論和方法並沒有得到推廣。康熙骨子裏重視類似“馬上取天下的”的祖訓，進而壓制火器製造，逮到清朝“機關槍”發明者戴梓被流放瀋陽後，火器發展也漸趨停頓。
三有窒塞民智的嫌疑。塞民智，無非是減少民變的可能，以便更好地維護統治。關於這一點，有一個故事流傳很廣。外國傳教士給康熙進獻手搖式計算器時，康熙愛不釋手，大嘆絕妙。讚賞之餘，轉過頭就對身旁的兒子說“勿爲漢、蒙所學”。康熙的心態由此可見一斑。
綜合來看，康熙是真正的學霸，成就了自己，在格局上卻失去了帝王的風範。對於西方科學，也只限於吸取有益於維護統治的成分，而掩蓋其背後的學術理論，甚至禁止傳播。關於這一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有說法“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愈前古。其議論誇詐迂怪，亦爲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矣。”這種觀念，不僅爲康熙所支持，更爲後來的洋務派所繼承。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世人的短視，直接阻礙了清朝的近代化進程。與明末對待西學的態度相比，清初的皇帝將其歸入自己的個人愛好範疇，並以此作爲炫耀自己博學、增強統治魅力的手段。而士大夫們也無法像明末一樣積極、主動而普遍的學習西學，淪爲康熙“西學中源”說的爪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