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狹的心胸
朱元璋起自微寒，做了皇帝以後，能夠不隱晦他的出身，顯示出他作爲最高統治者的信心。但是，他的微寒身世和殘酷鬥爭的經歷，也在他的身上留有明顯的印記，導致他心胸偏狹、濫用 權力、殘忍無情，嚴重地影響了他的行爲方式。總而言之，他不允許別人向他的權威挑戰;細而言之，他最擔心別人對他不尊重。
有一個故事說，一天朱元璋在京城中微服出行，忽然聽到一個老婆婆私下叫他爲“老頭兒”。朱元璋大怒，隨後來到太傅徐達的家，走進房中怒氣還未消，繞室而行，嘴裏還不停地嘟囔着。當時徐達不在家，徐夫人大爲恐懼，擔心會發生別的不測，她惶恐地一再向朱元璋行禮，說：“難道是妾夫徐達負罪於陛下嗎?”朱元璋說：“不是，嫂子不要往那兒想。”他隨即緊急下令，召五城兵馬司官員帶領全部兵馬過來，他說：“當年張士誠曾經短時期竊據江東，吳民至今還稱他爲張王。如今朕身爲天下，此邦居民竟敢呼喊朕爲老兒，這是爲什麼!”他下令將膽敢對他不恭的一大批百姓家籍收沒，以泄私憤，以示懲戒。
有時，朱元璋與臣下斤斤計較，睚眥必報，心胸未史狹小。朱元璋曾經下詔，免除江南各郡縣的賦稅。但是到了秋在，還是向這些郡縣徵了稅。一個擔任右正言的官員周衡，覺得不妥，向朱元璋進言說：“陛下曾經有詔，蠲免了那裏秋季的賦稅，天下都爲之慶幸。如今又要徵稅，這讓天下人看來是沒有誠信。”朱元璋也覺得自己理虧，說：“你說得對。”事情到這似乎已經完結了，可沒過多久，周衡請假回鄉探親。周衡是無錫人，無錫離南京很近。他和朱元璋約定，六日以後恢復朝參，但是周衡第七天才回來，誤了期限。朱元璋憤怒地說：“朕失信於天下，你失信天子!”然後竟然下令將周衡處死。
練就的殘忍
然而，朱元璋的殘忍並不是天生的。當年他在社會底層，苦難深重，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朱元璋只能忍受。也許，他自幼就對富人對官府充滿了仇恨，可又有夠向誰發泄呢?但現在他的地位變了，他的手中有權力了。他可以發威、發怒，相對地，別人對他也無可奈何了。他的心越來越狠，一天一天練就了殘忍的性情。
在朱元璋起兵之初，他就面臨一個處理將帥關係的問題。朱元璋從普通戰士“漸至提兵”，他所統帥的將領，許多人經歷都和他差不多。朱元璋必須確立自己的權威，才能駕馭這些如狼似虎的將帥。
由於對他的地位構成威脅，第一個被他除掉的是平章邵榮，那是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當時朱元璋所委任的將帥以邵榮、徐達、常遇春三人最爲卓著。據稱，當時邵榮“驕蹇有異志，與參政趙繼祖謀伏兵爲變”。事情敗露後，朱元璋打算免邵榮之死，但同爲將帥的常遇春說：“人臣以反名，尚何可宥?臣義不與共生。”所謂人臣，是相對於君主而言，當時朱元璋還沒做皇帝，君臣關係還談不到，朱元璋與邵榮之間，充其量不過是起義軍軍官上下級之間的關係，君臣的名分還遠遠沒有確定。但是，正如明人所說的那樣：“太祖之初振也，將屬皆草莽粗士，人人慾試大位。”一羣草莽粗士和朱元璋一同起兵後，人人都想當皇帝。當然，朱元璋最後還是殺了邵榮，但在殺榮之前，他“乃飲榮酒，流涕而戮之”。飲酒，流涕，表示兄弟情深，出手殺戮實在是不忍心。不過，這時的朱元璋還可能有點不忍之心，還不願意表現得過於殘忍。
權力的爭奪是殘酷的，能夠最終勝出的都不是等閒之輩，爭奪者不僅能力超羣，而且往往兇殘無情。爲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削除諸將的兵權對鞏固皇權也十分必要的。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朱元璋在剷除政治權力對手時，手段之殘酷亙古未有。
胡惟庸案之謎
胡藍之獄，也稱胡藍黨案，是胡黨之獄和藍黨之獄的合稱，“胡”指胡惟庸，“藍”指藍玉。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的君主制國家以來，宰相或丞相就是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長官，負責協助皇帝處理國家大政，位高權重。宰相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也可以對皇帝的權力構成威脅――歷史上宰相篡奪皇權的並不罕見。朱元璋歷盡艱險登上大位，他決不能容忍別人與他分享權力，他對身邊的任何權臣都會嚴加防範。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他身邊的任何權臣都面臨着危險。
胡黨之獄又稱爲“胡惟庸案”。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初二，朱元璋從西華門擺駕出皇宮，要到皇宮附近的胡惟庸家去。胡惟庸是誰?是中書省左丞相，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長官，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正行走間，路上忽然有一個人迎着皇帝的車駕直衝了過來，攔住御駕車馬，由於緊張，一下子說不出話來。朱元璋見他衝撞車駕，又不說話，極爲憤怒。身邊的衛士見這個人敢於如此冒犯聖駕，立即衝上去打。這個攔駕的人叫雲奇，是西華門內使，一個宦官。雲奇被打倒在地，胳膊都快給打斷了，還拼命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察覺到，一定發生什麼事了，雲奇才敢於拼死攔駕陳訴。既然雲奇在他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攔駕，那麼此事就可能與胡惟庸有關。西華門離胡惟庸很近，朱元璋登上西華門城樓向胡惟庸的家眺望，只見胡惟庸家裏有重重壯士，皆裹甲執兵，埋伏於屏壁間。難道是胡惟庸想要趁朱元璋臨幸時造反謀逆嗎?因爲西華門與胡惟庸家近在咫尺，內使雲奇發現了這一逆謀後，便緊急趕來向朱元璋報告。這就是所謂的“雲奇告變”，這件事被詳細地記載在了一些史書中。
朱元璋爲什麼要到胡惟庸家裏去呢?原來，丞相胡惟庸向朱元璋報告說，他家的井裏涌出了醴泉，這在當時被認爲是祥瑞之事。因爲朱元璋國家治理得好，上天要降一些祥瑞之事，以示表彰，這叫天人感應。胡惟庸說家有醴泉，要請朱元璋到自己家裏來觀看祥瑞，
朱元璋就興沖沖地來了。想不到，這竟然是一場陰謀。
朱元璋馬上調發禁兵，逮捕胡惟庸，然後召見雲奇。沒想到此時雲奇已經氣絕，不能做進一步的證明。朱元璋下令追授雲奇爲內官監左少監，以示旌表。
胡惟庸位高權重，爲什麼還要謀逆呢?據說，胡惟庸權力大了，逐漸驕恣不法。久而久之，野心敗露，他擔心受到懲戒，經常惶恐不安。這時，他遠在定遠的老家井裏忽然長出了石筍，井水無緣無故涌起數尺，他家三代的墳墓上紅光沖天。他以爲這是天降的吉兆，預兆他將大貴。於是，他就有了非分之想。一次，他的兒子在大街上跑馬踩死了人，惹怒了朱元璋，要將其治罪。胡惟庸感到，與其待罪接受處罰，不如先動手，以求一逞。於是，胡惟庸就串通了一些人，圖謀造反。
後來，胡惟庸被處以極刑。朱元璋處死了胡惟庸，按說還可以選擇一個人做丞相，但朱元璋決定從此不再設立丞相。可見，在朱元璋看來，不是丞相的人選有問題，而是設立丞相這一制度有可問題。長時期以來，胡惟庸案似乎鐵證如山，沒有人對其表示懷疑。
但仔細讀歷史，《明史通蒙古(稱臣於元嗣君這一罪名，則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即1390年時才發現的)，派遣元故臣封績致書元嗣君稱臣，並約爲外應，等等。經過史家考證，胡惟庸的上述罪狀多屬捕風捉影之詞。
胡惟庸的罪行一件一件被發現，已經是胡惟庸被處死很多年以後了，也就是說，當胡惟庸案發的時候，他並沒有正式的罪名。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對胡惟庸罪狀的真實性提出了疑問：比如，《明太祖實錄》詳細記載了胡惟庸案處理的情況，但沒有關於胡家出醴泉而邀請朱元璋觀看的事;雲奇揭發胡惟庸，功勞很大，但《明太祖實錄》中卻沒有記載。談遷認爲，這一連串的故事可能是虛構的，離奇的“雲奇告變”，也是無稽之談。
晚明學者錢謙益說：“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史家潘檉章更認爲雲奇之事爲“鑿空說鬼，有識者所不道”。胡惟庸如果要謀反，他在家裏埋伏刀兵，能讓人在城牆上輕易看見嗎?幾百年以後，也就是到了現代，明史學家呈晗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胡惟庸黨案考》，把胡惟庸的案子從頭到尾縷析了一遍，最後證明，胡惟庸案是一個冤案。
那麼，既然胡惟庸沒有正當罪名，又爲什麼會被殺死呢?
《明史》上說，他多年受到朱元璋的寵愛，自己獨攬丞相大權，有的時候，發生了一些事情也不向皇帝報告，還隨便提拔人和處罰人，當時有很多人奔走於他的門下，送給他的金銀財寶不計其數。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胡惟庸的專權，因爲他專權，即使他沒有罪，也要把他殺掉。丞相的權力太大，殺了胡惟庸，如果再立一個丞相，仍然不免要與皇帝分享權力。於是，朱元璋乾脆一勞永逸地取消丞相制度，就不會再有丞相與皇帝分權了。
可見，胡惟庸之罪在於擅權僭侈，而這正是最不能爲朱元璋所容忍的。
胡惟庸本是定遠人，在朱元璋起兵後投奔了朱元璋。胡惟庸從元帥府的奏差、寧國縣的主簿、知縣，逐漸爬到了左丞相的高位。朱元璋對胡惟庸的專權早就懷恨在心，早已在胡案爆發之前，就悄悄採取了行動。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下令限制中書省的權力，命令以後臣下上奏書，不許“關白”中書省。“關白”是什麼意思?就是凡是送給皇帝的奏章，都要同時送給中省丞相一份。作爲皇帝，朱元璋希望大權獨攬，掌控生殺予奪，決定一切，怎麼能允許這個權力被丞相分割呢?至於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除掉胡惟庸，廢險丞相制度，不過是洪武十一年不許“關白”中書省的措施的延續。在丞相被撤消以後，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六部與皇帝之間，沒有了丞相這一中間管理層，朱元璋實現了大權獨攬。
明朝是朱家的天下，朱元璋要把它傳給子孫，他不僅不願意自己的權力被丞相分割，而且不充許子孫的權力被丞相分割。因此，他把撤消丞相制度這件事寫到《祖訓》裏頭，規定說子孫後世永遠不許立丞相，如果有人建議立丞相，必須嚴懲。
所以，我們說，胡惟庸的案子既是一個冤案，又不是冤案。
說它是冤案，是因爲在將胡惟庸處死時，他還沒有罪名，後來所指的罪行都沒有實證，所以說他是冤枉的。他死後，才說他謀反，說他勾結蒙古人，說他勾結倭寇，罪名越加越多。這些罪證一件件揭發出來時，已經是朱元璋的晚年。
說胡惟庸的案子不是冤案，是因爲他死於專權，他影響了皇帝的集權，就該死，所以說皇帝沒有冤枉他。
胡惟庸一案導致胡家三族被誅，因被指控爲所謂“胡黨”而遭屠戮的人達一萬五千之衆，其中有很多公侯。
朱元璋殺了胡惟庸以後，改變了中國將近兩千年的丞相制度。沒有了丞相，皇帝的權力增大了，皇帝直接統轄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控制了一切生殺大權。
與廢除丞相制度同時，朱元璋對掌握國家最高軍事權力的機構也加以改組，他下令解散原來的最高軍事權力機構大都督府，因爲大都督的兵權太大了。他把大都督府劃分爲中、左、右、前、後五個都督府，即五軍都督府，每個都督府都有一個掌握着一定兵權的都督。這樣，統領天下兵馬的大都督兵權就被瓜分了。每個都督的權力只有原來大都督的五分之一，不足以對皇帝構成威脅。並且五個都督互相制約，互相監督，聽命於皇帝，如果一個都督要造反，其他四個將會形成牽制;退一步說，即使有兩個或三個都督串聯起來要造反，也不太容易。
總之，將這些舉動聯繫起來，都可以看作是朱元璋集中皇帝權力的一個完整過程，朱元璋的改革使得皇帝的位子坐得更穩了。從此，皇帝不再允許自己的權力分散，中國君主宗法制的專制制度被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朱元璋對於權力的追求似乎沒有止境，因而對於權臣的防範也就沒有止境，越到晚年，他的這種心態也就越嚴重。他感到年老體衰，他要爲未來的繼承者留下一個安全的世界，措施之一就是再次大開殺戒。
藍玉案之謎
藍玉案，或稱“藍黨之獄”，爆發於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藍玉也是定遠人，本是開國公常遇春的妻弟，在常遇春手下當兵，臨敵勇敢，所向披靡，積功至大都督府僉事。後來，他又先後隨中山王徐達征討北元殘部，跟隨西平侯沐英征討西番，跟隨穎川侯傅友德徵雲南。由於屢立戰功，藍玉被封爲永昌侯，而且其女被冊爲蜀王妃。藍玉最著名的軍功，是洪武二十年(1387年)作爲左副將軍隨大將軍馮勝出塞，降服了北元悍將納哈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作爲大將軍出塞，征討北元嗣君脫古思帖木兒，一直打到捕魚兒海(今貝加爾海)，大勝而還，藍玉因此以軍功而晉升爲涼國公，他是繼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之後的明軍重要將領。
但是，藍玉因立有軍功和受朱元璋的寵愛，漸漸驕傲恣肆，曾經縱容家奴侵佔民田。御史對其家奴的不法行爲進行質問，他就驅逐御史。藍玉帶兵北征回還，夜半來到喜峯關城下，要求開門，關吏限於制度沒有及時開門，他就毀關而入。後來，又有人告發他，說他私自佔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致使元妃因羞愧而上吊自殺。在軍中，他爲所欲爲，擅自升降將校。參加西征後，他被升爲太傅，而與他同時出征的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被封爲太子太師，他對此大爲不滿，整日滿腹牢騷。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錦衣衛指揮蔣?揭發藍玉謀反。經審訊，說是藍玉串通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劃在朱元璋出宮耕種?田時起事。朱元璋當然不能容忍謀反之事，於是，藍玉被族誅，凡連坐的都稱爲“藍黨”，一律處死。朱元璋親手寫詔佈告天下，並將藍玉謀反的事實編爲《逆臣錄》。朱元璋在詔書中說：“藍賊爲亂，謀泄，族誅者萬五千人。白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殺了一萬五千多人以後，朱元璋似乎還覺得自己已經很寬容了。然而，僅列入《逆臣錄》的高官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經這一次殺戮之後，明初的功勳宿將差不多都被殺完了，各軍府衛所被株連誅殺的軍官達幾萬人。這時候，朱元璋還說什麼“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很明顯這完全是一句騙人的話，因爲此時已經無人可追問了。
如此衆多手握重兵的高級將領，爲什麼會毫無反抗地束手就擒呢?顯然，他們沒有任何要同朝廷作對的準備，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反謀。與之相反，朱元璋卻早爲這次殺戮做了精心準備。雖然朱元璋對權臣的防範由來已久，但藍玉案爆發還是有一個重要的導火線。監玉案爆發前一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中發生了一件大事：四月二十五日，年僅三十九歲的太子朱標死了。皇位繼承人的死，對朱元璋的打擊太大。他在皇宮東角門召見羣臣時說：“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死，命也!”不禁大哭，這時他已經八十五歲了。
按嫡長子繼承製，皇位只能由皇太予的長子接任，而朱標的長子早已天折，這時排行老大的允?才十五歲。朱死璋誅殺權臣，本來想發爲子孫剷除後患，當年，朱元璋曾對朱標明確表示，剷除權臣如同除掉荊杖上的棘刺，是爲了便於掌握，但是他沒想到太子朱標會死在自己的前面。
有一則記載說，當初馬皇后去世以後，朱元璋一直處於鬱鬱不樂的狀態，戮殺大臣的行爲也更加恣意。有一次，太子朱標進諫說：“陛下您殺大臣殺得太多，恐怕會傷了君臣間的和氣。”朱元璋聽了以後不說話，沉默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來，將一根荊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撿起來，面對長滿刺的棘杖，太子覺得很爲難。朱元璋說：“這根荊棘你拿不起來，我替你將刺磨乾淨了，難道不好嗎?現在我所殺的人，都是將來可能威脅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們除了，是在爲你造莫大的福啊!”太子跪下來給朱元璋磕頭，但心裏不同意朱元璋的觀點，低頭說：“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他這是什麼意思呢?他這是表明，父親您似乎不是堯舜那樣的明君，否則哪來那麼多亂臣賊子?你想，朱元璋聽了這話能不生氣嗎，老皇帝氣得搬起坐的椅子就扔了過去，要砸太子，太子嚇得趕忙逃走。朱元璋把一切都設計得很美妙，但是惟一沒設計到或者說他控制不了的因素就是，朱標早逝，死在了他的前面――朱元璋把荊棘上的刺磨得再幹淨，一旦後繼乏人，操杖之人不在了，那該怎麼辦?朱標生性敦厚仁柔，他死後，他的兒子，也就是朱元璋的皇孫朱允?則更爲孱弱，更令人不放心。朱元璋在位，尚且感到如狼似虎的悍將難於駕馭，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沒有任何政治經驗，將來怎麼能保證坐穩皇位?
雖然老將都已經被殺光了，但新起的藍玉等人能征善戰，強悍桀驁，不能不令人擔心。因此，爲了孫予朱?，爲了防備不測，對藍玉這樣的強臣，反也得殺，不反也得殺。藍玉等人的引頸就戮，恰恰說叫是朱元璋採取了先發制人的行動。朱元璋不僅先發制人，說話還不算數。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二十二日，他推翻了不再追究胡黨的承諾，再次借胡惟庸案誅殺了站寧侯葉升。葉升是藍玉的姻親，殺葉升就是揭開了藍玉案的序幕。這時，藍玉尚遠征討西番的前線，死心塌地爲朱元璋征戰的他對即將臨頭的大禍毫無覺察。如果他稍有異心，在姻親葉升被殺後也不會老老實實回來。所以，明末清初的史家談迂說：“藍涼公非反也。虎將粗暴，不善爲容，彼猶沾沾一太師，何有他望!……富貴驕溢，動結疑網，積疑不解，釁成鍾室。”他這話的意思是，藍玉不過是一個脾氣粗暴的將領，驕傲跋扈，不善於討好人，引起了朱元璋的懷疑，終於招致殺身之禍。
藍玉死後，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一月，朱元璋又找藉口殺了宋國公馮勝，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又殺了疑國公傅友德。這樣，終洪武一朝，在明初開國功臣中，身爲公侯而得以倖存的人僅有長江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
胡藍之獄讓我們看到，一個社會最底層的赤貧農民、一個遊方僧、一旦登上皇帝的寶座，要實現絕對集權，並欲使之傳之久遠，表現出了怎樣的殘忍，而他的殘忍又讓多少人斷送性命、付出鮮血!古人評論當年漢高祖劉邦誅殺功臣時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們看，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爲較漢高祖劉邦實在是遠遠過之矣。
朱元璋加強中央集權是爲了強化專制皇權，維持朱家皇朝的長漢久安。但在當時，明朝剛剛建立，中央集權的加強可以說保證了統一戰爭的完成，有利於抵禦外敵，有利於保證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但是，朱元璋的極端專制和野蠻殺戮，將民主精神扼殺淨盡，給後世留下了惡劣的先例，導致中國再次陷入長期專制統治的深淵，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