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史當中具有極高才學的隱士不在少數，他們都不經常活動在世俗當中，打出來的都是不願在世俗當中做官的旗號，以他們的話說就是寧可在山野過着閒雲野鶴的生活，也不願意在官場的苟且着。他們也都無一例外地寫過很多的詩歌來表達自己的心思，並用婉轉的詩歌向世人表明自己絕對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
比如商山四皓曾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陶淵明也曾歌曰：“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不爲五斗米折腰”。
但是，這些人真的甘於貧賤而討厭做官嗎?他們真的不願意出仕入世嗎?實際上，他們的本心也並非如此。我們通過商山四皓的詩歌能夠看到他們的決心，能夠看出他們將富貴看作過眼雲煙的心態，但是他們卻並非從來都沒有出山過。呂雉在經歷廢立太子的危機的時候，就通過張良請出了商山四皓，並且讓他們成爲了當時太子劉盈的輔佐之臣，從此居於朝廷之中。
除此之外，我們上文提到陶淵明也並非是不再官場做過官的人，他說過不爲五斗米而折腰，他說這話的前提又豈不是正身在官場呢?那麼我們又該怎樣去理解古代名仕這樣的所作所爲呢?
導致這種情況的第一個因素是他們所接觸的學說與實際環境之間的矛盾。實際上，他們這樣的做法是在清高和生存之間所表現出來的一種矛盾。他們的本心不允許他們與世俗同流合污，同時，他們還有的才學也鞭撻着他們去做一些真正能夠爲社會帶來利益的事情。可是很多時候官場的黑暗，讓他們對朝廷失去信心，官員們之間波詭雲譎的政治鬥爭讓他們身心俱疲。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會寧可選擇隱居也不選擇入朝爲官。但是這些人卻並非在本質上就討厭入朝爲官。
中國古代的文人學子們大都受儒家學說的影響，而儒家學說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積極入仕，它提倡文人學子們通過自己的才學，爲社會去創造利益，其中，它指出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入朝爲官，通過手中的權利去造福平民百姓。所以深受儒家學說影響的文人學士們對於入朝爲官這件事本身是不會反對的。但是這些人本命的清高，卻讓他們對朝廷的環境有着極其高的苛求。也就是說，在政治清正廉明的時候，他們心甘情願的入朝爲官，但是在政治黑暗，他們又會選擇與世俗同流合污。因此，在他們本性的想法與實際的行爲上難免會出現一些矛盾。
這就有了我們上述提到的事，商山四皓的出山代表着太平盛世的到來，他們甘願輔佐太子劉盈，那是因爲太平盛世已經到來，政治處在相對親民的狀態，整個中原文明之間和平的聲音大過鬥爭的聲音，國家也是正在急需人才的時候，情況相比他們之前所處的亂世要好上許多，所以他們選擇了復出，選擇了重新站上官場。
第二個因素是最原始的生存問題對他們本身的影響。陶淵明的出仕入仕就受者生存的極大影響。魏晉時期的官場十分的浮華也十分的黑暗，陶淵明對這樣的黑暗是不屑一顧的，所以很多時候他寧願面對着五柳寫詩作賦也不願在波詭雲譎的政治鬥爭當中費盡心思地尋找出路。但是生存問題又是困擾陶淵明的一大主要問題，所以很多時候，陶淵明在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面前，不得不選擇進入官場。他也曾經讓自己去適應官場的波詭雲譎，但是作爲文人雅士本命裏的清高卻不允許他向世俗沉浮低頭。因此，我們纔會看到陶淵明出仕又辭官反反覆覆許多次的有趣現象，其實我們究其本源也無非就是一個生存問題的困擾而已。
所以，其實古代的名仕們並非不喜歡做官，而是因爲他們對官場的苛求太高導致了他們的不如意，讓他們無法在波詭雲譎的政治生活當中如魚得水，從而讓他們選擇了遠離官場。事實上，也並非商山四皓所唱的“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13字所言，如果真正能夠提供一個清正廉明的政治環境的話，所有的隱士們都會爭先恐後的入仕爲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