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兵制，也叫“領兵制”或“世襲領兵制”，是流行於東吳的一種特殊制度，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概而論之，“授兵”即君主賜予臣下固定數量的甲士，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基本可以視作家族的私有武裝。
私有部隊也被稱作“部曲”。雖然部曲在三國時代較爲常見，但世襲的情況則並不多見。可知相比於魏、蜀兩國，東吳的授兵制明顯具有更強的封建色彩。
關於授兵制的問題，前賢已經有所論述。本文主要就授兵制的邏輯鏈條，進行微觀探究。
授兵制屬於制度上的“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又離不開經濟基礎。支撐授兵制的，便是“奉邑制”和“復客制”。前者是招募私兵的財政來源，後者用來保障授兵將領的個人開銷。
實際上，授兵制的實現，倚仗的是軍事與經濟權利的讓渡。換言之，授兵將領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軍政與財政的獨立。顯而易見，這對統治者存在嚴重隱患。
本文想通過分析授兵制、奉邑制、復客制之間的邏輯關聯，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東吳的政治制度。
① 授兵制的隱患及反制措施
授兵制的本質，是君主通過讓渡權利，來調動將領作戰積極性的一種激勵手段;可以視作戰亂年代的特殊產物。
按《吳書》記載，授兵制應始於孫策東渡(195)，屬於戰時政策，具有較強的臨時性。因此在政權穩定後，便需要採取反制措施，避免授兵將領軍閥化，以及地方藩鎮化。
授兵制的反制措施，大抵有三類。其一是虛授，其二是嚴控報備;其三是奪兵。
(1)虛授
東吳的授兵數量，由低到高，可以分爲七級。
自四百人起步，至五百、一千、二千、三千、五千、一萬不等。從可見史料看，“五百人”與“二千人”這兩個級別，應用比較廣泛。
需要注意，授兵的數字，並不代表足額的甲士，而是募兵的數量上限。換言之，所謂“兵二千，騎五十”，說的是自募部曲的上限額度，而不是實際賜予的人數。
舉例而論，興平二年(195)孫策東渡時，麾下不過數千人，其中還包括了從袁術處討還的“孫堅舊部千餘人”，勢力十分孤弱。
(孫策)於是復往見(袁)術，術以(孫)堅餘兵千餘人還策。--《吳歷》
在此背景下，孫策卻一口氣授予程普、黃蓋、韓當、蔣欽等隨軍將領大量世兵。其中資歷較高的程普，竟然得到“增兵二千”的賞賜，這無疑是難以置信的。
(孫)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於麋等，轉下秣陵、湖孰、句容、曲阿，(程)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吳書 程普傳》
程普受兵二千，騎五十
合理的解釋，便是授兵的人數記載，不是實際的兵員數量，而是自募兵員的定額上限。這個問題，後文還會再談到。
(2)嚴控報備
將領得到授兵後，可以自募丁壯，擴充部曲。不過招募來的兵勇，是否能夠順利充軍，需要得到統治者的預先審覈。
《淩統傳》記載，“凡統所求，皆先給而後聞”。由此可見，“先給而後聞”是淩統的特權;至於其餘將領在招募兵員時，必須先使孫權“聞之”，之後才能“自給”。
凡(凌)統所求，皆先給後聞。(凌)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吳書 淩統傳》
《陳表傳》記載，孫權曾賞賜陳表“復客”，即免稅免徭役的奴僕，而陳表認爲這些復客“皆堪好兵”，希望能夠用之補充軍隊。
初，(陳)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陳)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吳書 陳表傳》
但是，即使這些復客是自己的私有財產，陳表仍然不敢直接將他們充軍;必須先上報孫權，在獲得批准後，纔敢“料取以充部伍”。
(陳)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吳書 陳表傳》
由此可見，在控制將領募兵的環節上，東吳的審覈制度是相當嚴格的。
(3)奪兵
即使存在“虛授”與“嚴控報備”的環節，隨着時間的推移，東吳還是出現了許多將領勢力膨脹、尾大不掉的情況。因此，孫權偶爾會動用雷霆手段，直接奪兵，即廢黜授兵將領的宗族繼承權。
對待功高震主的將領，孫權會奪兵。當然，爲了穩定局面，往往是在將領死後才奪兵。
比如周瑜死後，其部曲沒有被宗族子弟繼承，而是被轉授魯肅;魯肅死後，其部曲則被轉授呂蒙。
(孫權)拜(魯)肅奮武校尉，代(周)瑜領兵。--《吳書 魯肅傳》
魯肅卒，(呂)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吳書 呂蒙傳》
注：周瑜死後，其侄周峻僅“領吏士千人”，數量遠不及周瑜的授兵額度(兵二千)。周峻死後，其子周護復遭奪兵，見《周瑜傳》。
周瑜死，魯肅代領其兵
雖然周瑜與魯肅死時，直系子弟幼弱，但旁系子弟尚在，完全可以效法孫賁代替孫堅領兵(侄代叔父)。
(孫)堅薨，(孫)賁攝帥餘衆。--《吳書 孫賁傳》
比如淩統死時，二子幼弱，部曲也曾被轉授他人;但凌烈與凌封成年後，則重新繼承了亡父的部曲。兩相對比，周瑜與魯肅的子弟，並無此待遇，可知是被刻意奪兵。
(駱統)出爲建忠中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淩統死，復領其兵。--《吳書 駱統傳》
(孫權)追錄(凌)統功，封(凌)烈亭侯，還其故兵。後(凌)烈有罪免，(凌)封復襲爵領兵。--《吳書 淩統傳》
對待驕縱不法的將領，孫權也會奪兵。
甘寧、潘璋二將，生前驕橫放縱，屢次違抗節度，孫權出於愛才的緣故，未加追究。二人死後，孫權以甘寧、潘璋子弟犯法爲由，奪其所領兵馬。這種情況非止一例，可知是孫權的慣用伎倆。
(甘)寧卒，權痛惜之。子(甘)瑰，以罪徙會稽，無幾死。--《吳書 甘寧傳》
(潘璋)數不奉法。監司舉奏，(孫)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潘)平，以無行徙會稽。--《吳書 潘璋傳》
張昭作爲文吏之首，也曾得到授兵。不過在孫權稱帝后(229)，張昭麾下的兵員遭到盡數褫奪。
(孫)權既稱尊號，(張)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吳書 張昭傳》
故主未死而遭奪兵，並不多見，張昭屬於特例。可能與彼時張昭失寵的歷史背景有關。
② 奉邑制和復客制的作用
授兵制是上層建築;奉邑制和復客制，則是它的經濟基礎。
“奉邑”即授兵將領的食邑。相關記載在《吳書》中俯拾皆是，周瑜、魯肅、呂蒙、徐盛等人均有涉及。
(孫)權拜(周)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吳書 周瑜傳》
(孫權)以尋陽、陽新爲(呂)蒙奉邑。--《吳書 呂蒙傳》
甚至還有周泰這種“所在皆食其徵賦”的特例。即沒有固定奉邑，在何地任官，便收取何地的賦稅。
(周泰)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徵賦。--《吳書 周泰傳》
“復客制”即與授兵制、奉邑制相配套的私產製度。復客是“免除賦稅徭役的奴僕”，用來保障授兵將領的生活所需。
這裏會產生一個問題，即授兵將領既然已有奉邑，爲什麼還需要額外賜予復客呢?直接在奉邑中衣食租稅，不是更加方便麼?
實際上，奉邑的收入，不是用來供養將領本人的，而是用來供養將領麾下私兵的。
授兵制既然是虛授(只授定額，不授兵甲)，那將領便不得不自行招募兵勇。募集兵員的資金，也順理成章需要自行籌備。
換言之，“奉邑”實際是孫氏提供給授兵將領的資金池，將領有多少錢，便招募多少兵——前提是不能超過授兵人數的上限，比如授兵五百，自募一千，那一定是不被允許的。
其實就實際情況來看，大部分授兵將領是無法募集到足額兵員的。比如孫權繼位之初(200)，“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併合之”。
(孫)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併合之。--《吳書 呂蒙傳》
諸小將“兵少”而“用薄”，可見他們不僅沒有足額的兵員，武器裝備也十分低劣。
“諸小將”中的呂蒙，爲了給部曲置辦新衣服，竟然需要“賒貰”，即借錢養兵。其困頓可想而知。
(呂)蒙陰賒貰，爲兵作絳衣行縢。--《吳書 呂蒙傳》
呂蒙陰賒貰，爲兵作絳衣行縢
偏將軍陳表，是故將軍陳武之子，還算有些家底兒。陳表代父“領兵五百”，不料爲了供養這五百甲士，陳表竟然散盡家財，乃至自己死時，家裏連房子都沒有，“妻子露立”。
(陳)表以父(陳武)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吳書 陳表傳》
(陳表)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孫)登爲起屋宅。--《吳書 陳表傳》
太子孫登看不下去，自掏腰包給陳表家蓋了房，總算避免了陳氏族人飢寒交迫的窘狀。
豢養五百兵馬，已然如此痛苦;更高級別的授兵者，其財政壓力也便可想而知。
對授兵將領而言，不僅募兵的開銷需要自費，就連兵器鎧甲，也得自行解決。朱然“其所文采，惟施軍器”、賀齊“兵甲器械，極爲精好”，可知鎧甲刀戟均是自制。
(朱)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絜，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吳書 朱然傳》
(賀)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幹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鹹取上材。--《吳書 賀齊傳》
黃蓋“善於養衆”，甘寧“厚養健兒”，韓綜“親戚姑姊，悉嫁將吏”乃至“所幸婢妾，賜予親近”，其實都是授兵制的必然結果。
(甘)寧雖粗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吳書 甘寧傳》
(韓綜)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韋曜《吳書》
授兵的將領，爲了維護自身地位，必須豢養兵甲;但豢養兵甲需要的財政開銷，又仰仗於主君賜予的奉邑。
從上述記載來看，孫權賜予的奉邑，其收入很明顯不夠將領的養兵開銷，這就使將領長期維持在“吃不飽，餓不死”的尷尬局面中，也因此杜絕了地方藩鎮化的隱患。
爲了籌集資金，也有人另闢蹊徑。比如潘璋在民間開設“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實際就是強買強賣，無異於強盜。不出意外，潘璋死後，其子被孫權流放，授兵特權遭到回收。
(潘璋)征伐止頓，便立軍巿，他軍所無，皆仰取足。--《吳書 潘璋傳》
在此背景下，“復客制”便成爲授兵將領的最後倚仗。復客不承擔政府的賦稅徭役，屬於純粹的私產，可以在養兵之外，給將領提供一些生活保障。
比如潘璋家族雖然被奪兵，但潘璋妻子得到“復客五十家”，總算不至於餓死。
(潘璋)子(潘)平，以無行徙會稽。(潘)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吳書 潘璋傳》
周瑜、程普等功勳宿將，也曾私下蓄奴，冒充復客，實際就是逃稅。孫權對此網開一面，表示“其有人客，皆不得問”。相當於變相承認周、程兩家的經濟特權，算是給了老將們一些安慰。
後(孫權)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吳書 周瑜傳》
注：周瑜、程普的“人客”，此處特指復客。見唐長孺《孫吳的領兵制度》。
孫權：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
比較值得注意的一點，便是授兵將領，絕大多數都是來自江北的流寓士人。比如周瑜(廬江)、魯肅(臨淮)、呂蒙(汝南)、潘璋(東郡)、蔣欽(九江)、周泰(九江)、程普(右北平)、黃蓋(零陵)、韓當(遼西)、陳武(廬江)、甘寧(巴郡)等等。
原因顯而易見。江北地主(淮泗集團)在江東地區沒有根基，因此即使擁有私兵，想要做大做強也並不容易。
孫權一方面利用“奉邑制”掐住他們的銀根，另一方面利用“復客制”拉攏他們的子弟，可謂深諳權術。
③ 授兵制下的“兵員缺額”問題
授兵制既然是孫策東渡時(195)爲收買人心所採取的臨時政策，因此被常態化之後，自然引發一系列問題。
其中最嚴重的問題，便是“地方藩鎮化”的隱患。不過通過上文分析可知，孫權對此解決得十分不錯。
另一個問題，便是“募兵不足額”的問題。這是孫權一直未能解決、也無法解決的問題。
授兵既然是虛授，募兵便需要將領自行徵召;而孫權賜予的奉邑，其收入往往無力供養足額的兵士。因此，將領麾下的兵士數量，便很有水分。
謹以淩統、甘寧爲例，論述授兵制的“兵員缺額”問題。
(1)淩統
淩統出身將門，代父領兵。按照東吳的授兵制度，四百人爲底限，實際四百人的情況極爲罕見(《吳書》唯見陳敖一例)，一般最低授兵額度是五百人。按此，淩統麾下應當有至少四、五百甲士。
(陳表)子(陳)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吳書 陳表傳》
但在實際作戰中，淩統左右只有“親近三百人”，比四百人的最低額度，還少了四分之一。
(凌)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孫)權出。--《吳書 淩統傳》
需要注意，這區區三百人，已經掏空淩統的血本。合肥之戰後(215)，淩統向孫權哭訴“親近無返者”，相當於私兵全部戰死。孫權不得不“倍其本兵”，以作安撫。
(凌)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孫)權引袂拭之……拜偏將軍，倍給本兵。--《吳書 淩統傳》
更爲諷刺的是，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淩統率領的私兵，連三百人的規模都達不到。在建安十三年(208)討伐黃祖的戰爭中，淩統“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手下實際就幾十個兵。如此窳劣的建制，比授兵制的下限(四百人)還差很遠。
(孫)權復徵江夏，(凌)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吳書 淩統傳》
照此看來，合肥之戰中(215)，孫權雖然號稱“十萬甲士”，實際水分極大，根本不可能達到十萬的數量級。
俄而(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魏書 張遼傳》
這也能解釋，爲什麼張遼率領八百人便能突破東吳的本陣，還把孫權打得逃到土丘上，“以長戟自守”。顯而易見，彼時吳軍之中，對軍士數量無疑是濫報成風，上行下效。
(張)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孫)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張)遼叱權下戰，(孫)權不敢動。--《魏書 張遼傳》
張遼夜募八百人，大破孫權
濡須之戰中，甘寧率前部三千兵勇，“出斫敵營”。結果臨戰之際，甘寧竟然僅能調動“健兒百餘人”，最終“斬首數十級”。
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督，受敕出斫敵前營。--《吳書 甘寧傳》
(孫權)使(甘)寧領三千人爲前部督……(甘)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江表傳》
更可怪者，是孫權對此竟十分滿意，還問“足以驚駭老子否”?
(孫)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指曹操)否?聊以觀卿(指甘寧)膽耳!”--《江表傳》
可見孫權對於吳軍內部的兵員數量虛報，心中也並非全無概念。只不過相比於將領軍閥化、地方藩鎮化的危害，虛報兵員，騙取軍功，似乎也無傷大雅。
④ 小結
授兵制作爲戰時政策，在東吳肇基之初，確實起到過正面作用。
比如它切實有效地調動了將領的作戰積極性，同時也刺激了將領們“討伐山越，補充兵員”的慾望，側面加速了對東南地區的探索和開發。
注：山越即“逃避徭役，匿居深山”的揚州百姓，他們往往被東吳將領分取，成爲私兵的重要來源。見唐長孺《宗部與山越的關係》與《孫吳的領兵制度》。
(諸葛)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吳書 諸葛恪傳》
(賀齊)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二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吳書 賀齊傳》
諸葛恪求平山越，補充兵員
不過歸根結底，授兵制畢竟是一種臨時性政策。它具備較強的封建色彩，與大一統的歷史趨勢相悖。因此授兵制常態化之後，也引發了諸多問題。
孫權爲了應對這些問題，又被迫發明了諸多配套措施，比如奉邑制、復客制等等。然而奉邑制與復客制，均是以讓渡賦稅、人口爲代價，又變相損害了東吳的財政根基。
照此，相當於先有上層建築(授兵制)，之後再設置經濟基礎(奉邑制、復客制)，積弊更深。
雖然孫權通過個人的權謀詐術，遏制了“地方藩鎮化”的趨勢，但無法解決其餘隱患。縱覽東吳歷史，討伐山越，人人爭先;對外作戰，一塌糊塗。其實都是制度使然。
理由顯而易見。討伐山越意味着擴充私兵;但對外作戰，則意味着消耗私兵。
因此，東吳的對外戰爭中，不僅江東大族戰鬥慾望低下;淮泗集團爲了保存實力，也往往出工不出力。比如合肥之戰中(215)，淮泗集團的干將徐盛、宋謙便一觸即潰，狼狽奔走。說到底，無外乎私心作祟。
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鬥死，宋謙、徐盛皆披走。--《吳書 潘璋傳》
其實臨時性政策的常態化，往往會產生負面作用。孫吳的授兵制如此，曹魏的九品官人法亦然，它們均屬於歷史前進過程中的小曲折。
綜上所述，授兵制作爲一種特殊歷史背景下的軍事制度，確實發揮過積極作用;不過由於它與時代大勢相悖，最終走向湮滅。
通過對授兵制、奉邑制、復客制的關係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三國的社會環境和東吳的政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