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推崇以祖制治國，多數高級官員認爲，“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張居正致友人私函中語)。高拱則不同，他在做禮部尚書時，就寫了一道今人謂之《除八弊疏》的奏本，被一些專家稱爲高拱的政綱。
也就是說，除舊立新，是高拱執政的基調。高拱認爲，“法不能無弊，行之既久，其弊更不可勝言。”主張“法與時遷，更法以趨時”。因此，執政後誓言“先立規模”——改革體制、健全制度。在他執政的短短兩年半里，對吏制、軍政、邊政、財政、司法等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並對一些觸及敏感體制的改革提出了構想。
全面革新吏制。“凡吃俸祿的，都是百姓供給，若不要緊的官添設太多，不要緊的人虛支餼廩，百姓豈能供得起?必是裁去冗濫官役。”這是高拱給做裕王時的隆慶皇帝講課時說的一段話。這與人民供養政府而不是政府供養人民的近代理念完全契合。
高拱執政後，大力精簡機構、裁汰冗員，就連太醫院也由十二科縮減爲十科。與此同時，高拱對官員任職資格、選拔、迴避、考覈、赴任、請假等各個環節，都進行了前所未有的革新。明史專家韋慶遠評價說：“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識見、最敢於改革舊制，而又能妥慎制訂符合實際需要新規制的吏部尚書。他所謀劃和推行的新法，實爲明代人事制度掀開新的一頁。”
改革軍政，建立軍事指揮官儲備、選調、升遷系統。高拱認爲，軍事是專門的學問，主管軍事的兵部官員，要有特殊的資格，並建立儲備、調動、升遷的特殊體系，而不再與其他部門官員經常互調，按常規拔擢使用。於是，陸續出臺了相關措施，對兵部官員的選任、調動、升遷、待遇等做出規定。他執政期間明朝軍隊逢戰必勝，與高拱不遺餘力地推行軍政改革有直接關係。
重視理財，樹立養民爲先的政績觀。宋明理學倡言君子不言利，致使讀書人不願做理財官，官場也普遍輕視“錢糧衙門”。地方轉運使多是貶謫或考覈不合格官員轉任，戶部的官員也爲人所輕，升遷特差。高拱明確指出：“《洪範》八政，首諸食貨;《禹謨》三事，終於厚生。足見古聖賢極重言利;後世迂腐好名之人，倡不言利之說，遂使俗儒不通國體者轉相傳習，甚有誤於國事，以致無爲國理財者。”
他認爲，義利之分，唯在公私之判，爲公衆謀利即爲義。他的執政理念帶有爲民衆謀福祉的先進思想。他執政後即大聲疾呼重視理財，並對理財官任用、升遷制度進行改革。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內，即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國嚴重虧空的局面。據專家嶽天雷統計，高拱當政的隆慶五年，相比徐階當政的隆慶元年，歲入增長53%以上;支出減少42%以上。
高拱同時提出，生財自有大道，聚財斷不可變成斂財。聚財有兩種，一種是桑弘羊式的，務損下以媚上，國庫雖充盈而民財刮盡;一種是劉晏式的，以養民爲先，民富而國強。
他在《議處欠糧欠谷官員以圖實效疏》中，推出了多項改革措施，核心是改革對天下州縣一體以稅收指標完成情況考覈官員的制度。指出，對原系地方凋敝、百姓逃亡、田地拋荒甚多之州縣，若一味下指標，是逼州縣長行苛政，導官吏重殃其民!故改爲以存恤貧困、召集流亡、開墾荒田，質言之以蘇民困的情形，來衡量官員政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