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歷史上，長安簡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他是第一座被稱爲“京”的都城，也是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從周文王築設豐京開始，先後有西周、秦、西漢、東漢(漢獻帝六年)十三個朝代在此定都，時間跨度長達1200年左右。這在我國城市發展史上是少有的。長安定都時間雖長，有一種現象卻不容忽視：唐朝之後，長安的優勢不再，新立政權幾乎都無一例外地避開了長安。如五代割據政權以洛陽和開封爲國都，宋元明清分別以開封、杭州、北京爲都城。
長安爲何屢遭“失寵”呢?這其中有何道理呢?在我看來，至少有以下原因：
老牌都城毀於戰火
作爲老牌都城，長安所在必然是鬥爭所在。唐代的安史之亂既是大唐國運的轉折點，也是促成都城長安遭受毀滅性打擊的開始。安史之亂時，長安失陷，飽受戰火洗禮。當時，吐蕃也趁虛而入，兩次攻入長安，累計佔據時間長達25天左右，長安城受到嚴重破壞。中和三年(883年)四月，黃巢與唐諸鎮兵激戰，不敵後連夜撤離長安。途中，黃巢“焚宮闕、省寺、居第略盡。”大肆破壞這座偉大的城池，致使“荊棘滿城，狐兔縱橫”。對此，詩人韋莊在《長安舊裏》感嘆道“滿目牆匡春草深，傷時傷事更傷心。”然而，此戰之後僅僅過了10年，長安又遭逢軍閥朱全忠的破壞，當時“全忠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連甍號哭，月餘不息。”長安遭到毀滅性破壞。然而，長安還未來得及恢復元氣，五代時軍閥勢力在關中頻頻發動戰爭，本來就已不堪的長安更加破敗了，乃至失去了作爲國都的基礎條件。
生態環境惡化
除了成都平原，我國最早還有一個區域被稱爲“天府之國”。這就是關中平原。關中平原以長安爲中心，西起寶雞，東至潼關，介於秦嶺和渭北山系之間，河流綜合，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堪稱定都的風水寶地。《戰國策·秦策》中蘇秦向秦惠王建議“連橫”之計時就說“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餚、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同樣，秦末漢初之際，山東人的劉敬強烈要求劉邦遷都關中，說“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
關中雖號稱“天府”，然其土地狹小，並不足以支撐長安動輒百萬的人口規模。爲了解決吃飯問題，必然要透支自然的承載能力。一是政府鼓勵大量開墾荒地，砍伐森林，過度開發農業。二是隨着森林面積的不斷減少，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生態失衡性災害接連出現，這些又反過來壓制了農業的開發。據《通典·州郡四》載，唐代宗大曆年間，關中耕地只有6200餘頃，相比漢代，減少了近3900萬頃。如果，再算上產量的降低，其損失更是難以估量。三是城市用水緊缺。唐末以來，水資源明顯減少，無論是涇、渭、霸等河流，還是龍首、清明等人工渠道，流量都在減少，甚至出現了乾涸。周邊水源如此，遑論城市供水了。
外部局勢的變化
歷來統治者定都長安都不會少了這樣一層考慮：對內對付東方各諸侯的割據勢力，對外要抵禦外部的侵略行爲。這其中，抵禦外部的侵略是最爲棘手的事情。如來自西北匈奴、突厥常年來犯，中原朝廷定都長安可以對其很好地壓制。中唐以後，外族關係卻發生了改變，契丹、渤海、女真等少數民族相繼崛起於東北，來自西北的威脅已不是重要所在，如西夏。在這種背景下，長安逐步失去了失去了長駕遠御的形勢和軍事中心的地位;而黃河中下游(洛陽、開封)，甚至北方(北京)恰恰可以彌補這一缺陷。明朝時候，朱棣之所以遷都北京，很大原因是因爲北方少數民族已經崛起，爭奪燕山防線和關外的遼河平原已經成爲國家戰略考慮。而定都北京，可以更好地推動這一目的的達成。
綜合來看，長安的敗落，是在國都東漸北移的趨勢下完成的，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值得一說的是，長安城的國都地位雖然不在，但他還是關中的區域中心、西部重要的軍事重鎮，統治者設置重要機構，對其不敢有絲毫的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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