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古史，儒家學者常常是「言必稱堯舜」，也就是以堯、舜爲古史的開端。他們認爲堯、舜都是古代有德行的先王，爲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所以得到後人長期的懷念。
先秦古書《尚書》之中有「堯典」篇，記載了一些堯、舜時代的史事;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也記載了不少有關堯、舜的民間傳說。但是這些都是後人根據傳聞所記，並不是堯、舜時代真實歷史的記錄，因此在研究歷史的時候，只能作爲參考，不可信以爲真。
在傳說中，堯這位先王能夠設官分治，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條，所以很少有犯罪受刑之人。舜這位先王自小就有孝心，對父母的苛責能夠逆來順受。他即位後關心人民的生活與生產，用禹治平洪水，使得萬民安居樂業。那時南方的苗蠻集團常常北上發展，對中原造成威脅，堯、舜又都自己領兵、擊退三苗。除此以外，儒家學者稱頌堯、舜最大的美德就是禪讓，能把自己的王位讓給德才兼備的賢人，堯能讓位給舜，舜能讓位給禹。這種傳賢不傳子辦法可以說是「公天下」，比後代傳子不傳賢的「家天下」要高明得多。
兩千多年來，歷代學者無不推崇「禪讓政治」，認爲這是國家領導人互相接替的最好的辦法。大家對於中國古代曾經有過禪讓的美事也就深信不疑。
但是我們也發現過與這種說法不同的史料。281年即西晉太康二年，有人盜魏襄王的墓，獲得竹簡數十車，其中有「紀年」十三篇。各篇記載堯、舜、禹、湯直到戰國時魏國的史事。後來經過整理，以《竹書紀年》爲書名，也成爲一部探索中國古史的重要先秦史書。其中對於「堯舜禪讓」的說法，就與儒家學者的說法大不相同。據說，出身於華夏集團的堯曾經想把自己的王位傳兒子丹朱，但是受到東夷集團領袖舜的反對，舜發動了政變，囚禁了堯和丹朱，自己奪得王位，殺了丹朱與其全家。
這樣完全不同的記載，針鋒相對，我們究竟相信誰的?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這需要對當時真實的歷史情況有一個大致的瞭解，才便於探討問題。
史書記載，禹的時代「以銅爲兵」(以青銅作爲武器和生產工具)，前此的堯、舜時代還是石器時代的晚期。那時我們的先民生活還很艱苦，穿的是麻衣草鞋，吃的是粗劣的食物，住的是竹籬茅棚，在物質生活方面部落聯盟的領袖與一般平民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領袖並沒有甚麼特權，還要辛辛苦苦管好部落聯盟的公共事務，大家對於權位的爭奪也就沒有後世那麼激烈。而且，領袖是由選舉產生的。那時，各部落的頭目由全部落的成員選舉產生;部落聯盟的首領則由各部落的頭目互相推選產生，由一個人獨斷專行是沒有的。直到一千年前契丹的部落「大人」，蒙古初期的「可汗」，都由推選產生。可見上古的部落聯盟時代，領袖由推選產生本屬正常，並不奇怪。所謂「禪讓」，就是由將退位的領袖舉薦一個人以自代，但仍需要經過一次會議的通過。因此，儒家所推崇的「禪讓政治」並非空想，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確實有過這樣的事實。儒家學者宣傳「禪讓」，是鼓勵後代的領導者剋制「私心」，爲了國家的興旺，能夠傳賢不傳子，薦賢人以自代。不論效果如何，他們用心良苦，爲國爲民的良好願望是值得讚許的。
那麼，《竹書紀年》中所說的舜囚禁堯和丹朱的事是否也可能發生呢?也有可能。因爲堯舜並非同族，不是單純的族內傳賢或傳子的問題。堯屬華夏集團，舜屬東夷集團，他們之間的矛盾已經成了兩個集團爭奪部落聯盟領導權的問題，引發激烈衝突是完全有可能的。堯又稱陶唐氏，似爲擅長製陶的部落。當時堯所在的華夏集團活動中心在黃河中游，與考古工作中發現的彩陶文化相對應;舜也擅長製陶，這在古書《考工記》上也有記載，他的部落以制黑陶爲專長。他所在的東夷集團活動中心在黃河下游濱海地區，與考古工作中發現的黑陶文化相對應。從考古學上來說，仰韶文化的極盛期，彩陶文化相當發達，黑陶文化也已產生，這正相當於書上記載的堯、舜時代。因此，我們有根據來說明當時的堯、舜分屬於不同的集團。他們因爲爭奪中原地區部落聯盟領導權而發生衝突也並不奇怪。
在儒家推崇「禪讓政治」已經深入人心的時候，如果讓《竹書紀年》中堯、舜衝突一事傳佈開來，不免造成思想混亂。歷代封建王朝肯定儒家經典，就把《竹書紀年》列爲禁書，不許流傳。所以這本書只有少數學者才能看到，一般羣衆根本不知道有此一書。
封建王朝肯定儒家經典，是利用儒家的三綱五常的學說來維護社會秩序，鞏固自己的政權。對於儒家所提倡的「禪讓政治」，自然不會真的去實行。在中國歷史上，也鬧過兩次禪讓的把戲，那就是曹丕受漢禪而建立的魏王朝，司馬炎受魏禪而建立起晉王朝。這明明是以武力威逼讓位，卻以「禪讓」作爲一塊遮羞布，弄巧成拙，欲蓋彌彰。以後再也沒有人演出這類醜劇。儒家那種推崇「禪讓政治」，希望做到「選賢舉能、講信修睦」的政治理想，一時還難以實現，只能作爲全人類共同奮鬥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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