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康有爲在戊戌變法期間擡出孔子，都被認爲是他的權宜之計，是爲了減少改革阻力的臨時性策略。實際上，創立孔教是康有爲變法圖強的獨立目標，是救亡圖存的核心內容。康有爲希望通過推崇孔子、改造儒學，進而創立儒教、富國強兵。正如康有爲所說：“變法之道，在開教會、定教律而已。”
康有爲從小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對儒家思想深信不疑甚至頂禮膜拜，而學習西方新思想則純屬半路出家，所以理解不到位、解讀不深刻，甚至斷章取義、管中窺豹。正因爲此，他竟誤以爲宗教是西方強盛的根本，是西方社會規範、民衆和諧的關鍵。對照中國，他想到了孔子和儒家思想，想當然地認爲中國的儒家崇拜與西方的基督信仰有相似甚至相通的地方，所以，只要對儒家思想進行一定的技術化處理和制度化規範，中國也會逐漸形成與西方基督教並駕齊驅的儒教(又叫孔教)。
當時，各地教案頻繁發生，康有爲擔心一旦無法及時應對、有效處理，政府對社會的管理不僅會逐步失控，中國也有亡國滅種的潛在危險，因此他迫切希望在中國創立本土宗教。
以如何解決教案爲切入點，康有爲開始了創教構想—仿照西方宗教模式建立孔教，依靠本國的教會與列強的教會訂立平等的“教律”。如此一來，既能有效解決棘手的教案問題，又能消除列強入侵的現實藉口，還可發展與西方教會的關係。在此基礎上，經過長期的“宗教外交”，利用宗教在西方國家的特殊地位，可以有效影響列強的對華政策。樂觀的康有爲甚至提出了“衍聖公(孔子嫡派後裔的世襲封號)派人直接進駐羅馬”的大膽構想，以便直接與教皇定約和交涉。隨着對“宗教外交”理解的深入，康有爲開始了系統化的宗教構建工作。他極力神話孔子，把儒學宗教化、孔子教主化，把孔子的社會地位推向了歷史最高峯。
在理論構建完備後，康有爲開始上書光緒帝，請求尊孔教爲國教，在中央設立教部，各省建立分部，並號召“天下鄉邑增設文廟”，令男女老幼日夜頂禮膜拜。他本人更是身體力行—早在廣州萬木草堂的時候，他就以孔學爲主要教學內容，還專門寫了本書;每個月舉行一次祭孔大典，每七日開展一次集會讀經。
他還模仿西方宗教構造設計了一套規範化、組織化的宗教行政體制—在中央設立“孔教會”，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庶民百姓皆可入會。推舉一名學行、品行、能力最佳者當督辦，推選多人爲會辦，從各省入會者中選出優秀者爲本省的分辦。
另外，康有爲還主張進行科舉改革，增設道學一科。中舉者可以直接擔任州縣的教官，專門教授儒學、管理儒教;考中生員者，可以取得“講學生”的資格，由政府統一分配到鄉下工作，專門負責鄉鎮的儒學宣傳與儒教組織。
更有甚者，康有爲在公車上書中還發出了“明孔、祀孔、尊孔”的吶喊，並建言國人向國外傳播孔教。
所以，與其說康有爲是一個改革家，倒不如說他是一位宗教家，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宗教改革家。怪不得康有爲當時就有“孔教之馬丁·路德”的稱號，正如梁啓超所說的，“先生(康有爲)所以效力於國民者，以宗教事業爲最偉;其所以得謗於天下者，亦以宗教事業爲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