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需要注意，元廷設置十行省的目的和作用，各有側重，並不完全一致。如“生齒繁夥，物產富穰，水浮陸行，紛輪雜集”，“土賦居天下十六七” 的江浙、湖廣、江西三省，大抵以鎮壓新徵服區域和搜刮財賦爲基本宗旨，其治所相應地均設在行省北端的水陸交通要衝，而不置於該行省的中心地帶，以便朝廷的聯絡和指揮。
位於中原、關中及西南邊徼襟要，駐有許多蒙古軍團的陝西、四川、雲南、河南四行省，又以軍事襟要的鎮遏控制爲重心。“太祖肇基之地”，“諸王星布棋列” 的嶺北行省及遼陽、甘肅等行省，則以廩養或防範蒙古諸王，控制蒙古部衆及供給軍需作爲主要使命。從以上設置目的和作用看，元行省主要着眼於政治上的統治和軍事上的控制，酷似十個大軍區。無論是作爲朝廷的臨時派出機構，抑或作爲常設的地方最高官府，其代表中央進行政治控馭和軍節鎮遏的色彩，一直非常濃厚。
洪紱說，元行省是“中古殖民地制度之遺物”，“省區即軍區”，“皆爲軍事控制區域，各擁相當軍需資源;藉以供養駐軍，鎮壓地方，其目的乃以武力維持專制統治與剝削” 。錢穆說，元行省是“一個極不合理的制度”，“行中書省就是一個行動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駐在這個地方來管事。如是則地方絕無權，權只在中央”;“這種行省設施，實際上並不是爲了行政方便，而是爲了軍事控制” 。顯而易見，前人對元行省制多有微詞和鍼砭。
需要指出，洪紱把元行省制視爲“中古殖民地制度之遺物”的看法是荒謬的。元行省只是蒙古貴族進入中原後所建立的地方軍政制度，屬於多民族統一國家內部的產物，與入侵外國的殖民活動無涉。況且，元代蒙古本土也設置了嶺北行省。倘若按照洪紱的說法，蒙古本土豈不也成了成吉思汗子孫的“殖民地”了嗎?!
毋庸諱言，元朝統治者設置行省的初衷和直接目的，確實是“以武力維持專制統治與剝削”。確實是“爲了軍事控制”。但是誰曾料到，元統治者出於軍事控制目的而創設的行省，卻引出綿延至明清及近代的中央集權新模式。所以，我們對元行省制歷史作用的評價，就不應拘泥或侷限於“軍事控制”、“軍事鎮壓”的初衷，而應從更大的時空範圍去探索分析其歷史根源和複雜背景。
我們認爲，評價元行省制的歷史作用，必須着眼於古代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的螺旋式發展過程。從形式上看，行省制及其帶來的中央集權模式來自蒙元統治者對帝國疆域軍事控制的偶然行爲，實際上其背後又隱藏着古代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發展歷程的必然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