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對八降酋動殺機的真正原因主要有三個，即“八王提出過分要求”、“爲清廷泄忿”、“程學啓建議”，下面逐一說明。
(一)提過分要求
八王提出過分要求，是讓李鴻章動殺機的首要因素。蘇州受降事件談判的直接參與者主要是郜雲官、程學啓、鄭國魁和戈登四人，而“國魁弗知機事之密”，郜雲官死無對證。即便暫且拋開《駢誅八降酋片》，通過分析戈登、程學啓以及李鴻章、馬格里、赫德等當事人在殺降事件前後的言行也能印證此論正誤。
1863年12月2日19時程學啓立誓，戈登作保，郜雲官與程學啓正式談判定約，具體內容未見史料詳載，人們所熟知的只有《中興將帥別傳》所記“給雲官等二品武職，公(程學啓)與爲誓，戈登證之，雲官益不疑”。而實際上最初的定約只有郜與程商定，尚未與另七王會談。納王有攜財退隱之意，但七王還想帶兵。不排除七王早有立二十營之意，只是沒來得及與程學啓詳細溝通。
對程學啓來說，他看中的是受降事件順利達成，至於條件可以受降後再說;對八王來說，受降事已被發覺(慕王被殺時衣袖中即藏有戈登與他的信函，信函中主要說明清軍對太平軍戰俘優待之政策，同時要求太平軍將領不要阻攔自願離開的歐洲人，這說明他已充分意識到八王預定的背叛行爲)，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在受降條件上，《戈登在中國》一書中說，“(納王)只望獲准保全生命和財產;其他三王要求擔任統領，天將們要求營的管帶權。這些情況亟待他們(程學啓等)考慮”。說明八王與程想的並不一致，但在殺慕王之前，此矛盾尚未暴露。
《中興將帥別傳》與《忠義紀聞錄》等書都談到，殺慕獻首之後，大事初定。在正式受降儀式之前，八王向程學啓鄭重申明，“乞公(程學啓)請於李公要總兵副將官，署其衆爲二十營，分屯閶、胥、盤、齊四門”。獻城投降之後，八王沒有俯首帖耳、戴罪立功之心，反而提出過分要求且讓程學啓立即兌現，程學啓必然感到爲難。其實李鴻章原本也認可“(八王)殺慕逆以獻省城，厥功甚偉”，但八王所提要求的確過分，“圍困始降，毫無悔罪之意，仍多非分之求，將來斷不能遂其所欲，即斷不能無反側之心”。之後纔有了“密白李公，恐不可制，必誅之”。
《戈登在中國》一書中記載，“程學啓告訴他，諸王向李鴻章提出了苛刻的條件，他們要求有權管轄半個城市，並統率兩萬人馬”。八王被殺後戈登初見程學啓，程說“納王要求統帶二千人，並駐守蘇州之半，以牆分隔，撫臺拒絕之”。程的態度表明，是八王提出“撫臺不能接受的要求”才被殺的。當事人戈登在殺降事件前後的態度轉變尤其值得關注，雖然有赫德的勸解，李鴻章七萬餉銀的撥付，馬格里、潘曾偉、李恆嵩等人的努力，但戈登與李鴻章重新和好，跟他本人對該事件進行調查後，形成李鴻章“情有可原”的印象是分不開的。
“既而戈登察系是等之事情。釋然解悟……乃再就指揮之職”;《赫德日記》中記載，1864年1月31日赫德在崑山見到戈登，戈登說“你差點又遇不到我，因爲我今天快要去蘇州拜訪撫臺”。也就是說在赫德未對戈登進行勸解時，戈登對李鴻章做法已初步諒解，並決定去找李鴻章和解。是年2月14日清廷給戈登的函札，“照得蘇州一役辦理情由，現經本部院與戈總兵當面談論，彼此豁然”。
以戈登的人品和做人原則來看，如果李鴻章不是“情有可原”，而是純粹的濫殺無辜，很可能戈登會怒而走之。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戰場合作和延續不斷的國際“戰友情”。《馬格里爵士傳》中也說道，“(李鴻章)自己曾打算寬赦諸王，但他們提出了無法接受的條件，而且舉止狂妄，連長髮都未剃掉。這一切使他感到如予赦免，後患無窮，故而才下令處決，以免引起更多的糾紛和死傷”。
《赫德日記》中記載，1864年1月22日中午11時赫德來李鴻章新居(原蘇州城內忠王府)，“他(李鴻章)詳細敘述諸王執行死刑的情況，看來他做得對，而且有必要，並非預先策劃背信棄義行爲的結果”。英國公使布魯斯在給戈登的信中指出，“我能夠理解李巡撫不肯承擔答應該項條件的責任，寧願認爲他們是抗命的，根據他們的態度和所提的要求，那正是跟清帝國政府對抗。這一種舉動，儘管跟我們的想法相反，畢竟不能把它稱爲蓄意而粗暴的背信棄義行爲”。
英國人威爾遜也認爲，“在當時情況下，他(李鴻章)下令把在他控制下的藐視他的權威的太平軍諸首領立即處決，那是不能按照司法觀點來嚴厲責備他的”。在清廷這方面，有恭親王親自爲李鴻章辯解，“倘若不把諸王立即斬首，則不僅蘇州內的清軍將被殺的一個不留，而且此等賊酋部下的大批士卒，仍舊留在逆賊行列中，斯後更大規模的屠殺，勢將不可避免”。
不僅如此，李鴻章本人也保持着殺降有理的基本態度，他在1864年4月26日爲程學啓請恤折中自信地談及“戈登雖偶反覆，久之公論自明，羣疑遂釋”。由《駢誅八降酋片》可看出，八王所提過分要求主要爲兩條：堅求立二十營，佔閶、胥、盤、齊四門;乞保總兵、副將實職。關於添立二十營佔據蘇城的問題。所謂“閶、胥、盤、齊四門”實際上就是大半個蘇州城，只剩東門一隅留給李鴻章，不要說李鴻章，就是清廷也絕無可能答應。
李鴻章在給其弟李鶴章的信中說，“欲割西南半城以處降衆，分東北半城以處官府。臥榻之前豈容他人鼾睡，致有尾大不掉之虞”。關於兌現實職的問題。對於降將，清軍從不輕易信任，往往進行必要的考驗。當年曾國荃收降程學啓時憂其變心，安排他在最危險的地方抵擋敵人援兵，“苦戰數月，陷安慶，他幹下了鷹犬功勞。曾國荃初時還怕他爲變，到此才相信他”。
李鴻章曾言“熊建勳、陳殿選既真心歸順，與賊不能兩立，必當爲我效命”。而且，清廷對降將的原則向來是先撫後察，論功行賞。對於事先許諾降將的優惠條件，李鴻章一向是看到實際行動纔會兌現。他曾談到，“(對蔡元隆等降將)尊處權給札諭開導羈縻，以狐疑其衆，未始不妙……所稱優獎斷不能行，凡獻城頭目，至大以遊擊虛銜爲度”。1863年1月18日李鴻章爲駱國忠等上奏請獎，“遊擊周興隆與降將駱國忠……實屬膽氣過人。惟臣處兵力過單，無法往救，不知該遊擊等能否保守，未敢遽爲請獎。應由臣酌核勞績，暫假以虛銜、軍功、頂戴，以資籠絡。果其力卻援賊，始終不渝，再查明在事出力人員，懇恩優予獎勵”。
直到4月27日纔有朝廷上諭：“駱國忠……實屬出生入死，效忠不二，非尋常降衆可比，允宜破格施恩，以昭激勸。駱國忠著以副將用並賞加總兵銜，賞戴花翎”。
是年11月30日寄諭：“朱品隆將降衆挑留千人編立營哨交古隆賢管帶，責令立功贖罪。著即妥爲撫馭，仍隨時留心防範，不可稍涉大意。古隆賢爲賊中巨憝，本屬罪不容誅，既系自拔來歸，尚可予以自新，以期被脅各匪聞風效順。本日已明降諭旨，賞給遊擊銜並准將該部下頭目及辦理招撫將士查明獎勵。”
在李鴻章看來，是八王首先違背信義，仗着八人之衆，有要挾之意。八王顯然不明就裏，以爲獻城後即刻就任官職。而李鴻章期望的卻是，八王歸順後通過奮勇殺敵立下功勳，再爲其請賞。李鴻章一般不會因其爲降將而有所怠慢或有失偏頗，如李鴻章屢次爲降將駱國忠請獎，反倒被朝廷批評“請獎副將翎枝等職，未免過優”，強調“此後投誠之人，仍宜漸次保升，免貽諸將口實。且恐此軍驟膺顯秩，志得意滿，不復勉圖上進，不可不示以限制”。綜上所述，可以說，正是八王提出的“不能接受”的過分要求，才促使李鴻章動了殺機。(原文來自今日頭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