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在中國，只有曹操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事家;既是文學家，又是愛殺人，尤其愛殺文人的屠夫。因此，這張臉，索性塗上一層大白，你願意怎麼看就怎麼看吧!
在封建社會裏，握權者最樂於使用的對付知識階層的手段，莫過於文字獄。只要將一兩個異己文人消滅，就能對其他不安分的知識分子，起到殺雞給猴看的作用。對封建帝王而言，這是一項投入較少，產出卻大的統治行爲，只消深文周納，上綱上線，幾乎無需動用國帑，就能獲得耳根清淨的效果，何樂而不爲之?在這方面，一輩子沒當皇帝，可比皇帝還皇帝的曹操，算得上成就突出的一位。
近代學者陳寅恪說過：“夫曹孟德者，曠世之梟傑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統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儒家思想。”。所以，如禰衡，如孔融，如楊修，如崔琰，這四位打心眼裏不肯膺服於他的知識階層的精英，在表面表示合作的意向時，也是吃香喝辣，優禮有加之的;後來，梗起脖子，堅持異見，跟他較勁，對不起，就採取斷然措施。刀起頭落，橫屍街衢，於是，掉了的腦袋，嘴張得再大，也喊不出吼不出，“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還能產生什麼狗屁影響?
所以，後世的歷代皇帝，基本上沿用曹操的辦法，實施對於文人的統治。
平心而論，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曹操是真正稱得上爲文人的一位。他的文章寫得有氣概，詩歌寫得有聲勢，至少寫得要比那四位自我感覺還不錯的精英，更出色些。“東臨碣石有遺篇”，毛澤東都讚歎過的，頗透出古今兩雄惺惺相惜之意。
阿瞞的作品，今天還能流傳，可禰衡、孔融、楊修的作品，則必須到圖書館裏才能找到。在中國，喜歡舞文弄墨的帝王頗多，但是，清代乾隆一生寫了四萬首詩，一句也不曾被後人記住，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曹操詩文，至今還常掛在人們嘴邊。
曹操是真文人，因爲他有真作品，非附庸風雅，純由詞臣代筆的主子所能比擬。他甚至從國家銀行拿出外匯，把寫《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從匈奴單于手裏贖回來，這既有梟雄的豪爽，既有詩人的浪漫，既有對故友的知遇之情，更有後來的歷朝歷代的領袖，未必都能有的投資文化的氣慨。蔡文姬回來以後，他給她的第一項任務，就是把能記下來的其父蔡邕的已被戰亂毀壞的圖書文字，整理出來，不致湮沒。
雖然他對待不與他保持輿論一律的文人，習慣於砍頭，但他理解文化，重視文化，頗在意於文化建樹，這是很了不起的。
建安年間，在他統治下的許都，文學活動相當熱烈，他不僅支持，還親自參與。《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有過這樣一段記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這當然是曹操的功績。
曹植《與楊德祖書》中，說到這番繁榮景象，不免爲他老爹的氣派自負：“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吾王(曹操)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看起來，曹操是一代文風的始創者，曹丕、曹植是不餘遺力的倡導者。而孔融，楊修，陳琳，劉楨，徐幹，阮瑀，應瑒，和從匈奴贖回的女詩人蔡琰，是競展才華的響應者。劉勰距建安約二百來年，他筆下的這段文壇盛事，應該是可信和準確的。
文學的發展，時代的動亂與安定，關係至大。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起義，九州暴亂，後是董卓折騰，戰禍不已。曹操有首《蒿里》詩，“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洛陽夷爲平地，中原水深火熱，一切都在毀滅敗壞之中，全在詩人筆下寫出來了。打鳴的雞都沒有了，還能詠唱的文人嘛?文學自然也陷於絕境。
農民革命雖然有其推動時代進步的作用，其破壞文明文化和毀滅社會財富的極其消極的方面，則更可怕。董卓這個軍閥，不過是一個穿上戰袍的西涼農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動也自然帶有農民革命家的那種仇視文化知識，仇視文明進步的特點，在硝煙戰火的刀光劍影之中，文學這隻能打鳴的雞，只有噤若寒蟬，舉步維艱。
所以，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於曹操削平袁紹，北征烏桓，統一中原，休生養息，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面的結果。如果仍同呂布，兩袁，劉關張沒完沒了的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的鬥一樣，除了樣板戲，就搞不出別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愛詩章”，懂得文學規律，與只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踊”的局面出現了。
在統治者的眼裏，這些風頭正健，名聲響亮的作家、詩人，雖形形色色，幫幫夥夥，好好壞壞，長長短短，但究其政治態度分類，無非三者，擁護皇帝者;反對皇帝者;間於其中的既不擁護，也不反對者，這其中又有擁護多些，反對少些，或反對多些，擁護少些的區分。第一類，好辦，成爲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餌之以利，賞之以名，隨班唱和，裝點斯文;第二類，也好辦，言論獲罪，文字有獄，焚書坑儒，箝口結舌。不過，此兩類人加在一起，在全部知識分子中，不佔多數。
所謂“兩頭小，中間大”，就是指處於這中間狀態的這大多數，爲歷來統治者最感頭疼麻煩的一撥。重了不是，輕了也不是，除了獨夫民賊，統統地殺，整個社會出現“萬馬俱喑”的局面，總是不正常的政治現象。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強烈，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很自然地與大多數老百姓的心氣相通，若不僅止於腹誹的話，必有許多令帝王撓頭的事發生。
雖然從秦始皇起，所有殺知識分子的帝王，都會背上千秋萬代的罵名，但好像也從未見哪位放下刀子，立地成佛過，照殺不誤。曹操是文人，當然更知道文人之殺不得，但是，當他曹氏統治的安危受到威脅時，文學家的曹操，就要讓位於政治家的曹操。到這時候，他無法手軟的，於是乎，還是得訴之於殺頭這一招。所以，文人在與統治者的這場老鼠逗貓的遊戲中，輸牌是早已註定的。
1、禰衡
曹操猜疑成性，尤其好殺，《捉放曹》裏那句“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名言，也頗教人膽戰心驚，但一開始，對那些惹惱了他的文人，倒是儘量避免採取鐵血政策。譬如，公元198年幹掉的禰衡，他寧肯用“借刀殺人”計，也不開殺戒。
禰衡是個頗可笑的角色，他死的那年才25歲，小夥子一個，正處於青春期的躁動狀態之中。要用現代醫學觀點看，這位文學新秀，恐怕還有一點狂悖型精神方面的病徵。大概一個作家，自負其才，不如其願，長期鬱悶，必然會憋出來這股邪火。他來到許昌，以求聞達，本以爲京華冠蓋，一律要向他脫帽致敬。結果，很失望，失望之後，經人唆使，無事挑事，沒碴找碴，站臺開罵，逼得統治者祭起刀來。
當代有些作家也患這種禰衡病，出道後寫出幾篇東西，立刻自我膨脹，立刻感覺失衡，立刻不知天高地厚，東南西北，立刻唁唁然如狂犬狀，連祖先爹孃一律都不認賬。文學新銳禰正平，也是如此這般的狂妄到了許都，一是他看不上大家，二是大家也看不上他，“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剌字漫滅”(《後漢書·文苑傳》)，剌者，名片也，在口袋裏揣爛了，連燙金的名字也磨掉了，無人買他的賬。所以，他心理更趨變態，狂病也益發加劇了。
“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阿瞞挾天子以令諸侯，逐步培植曹魏勢力。他的對立面，也就是陳寅恪所言的那些擁戴漢室、尊崇儒學的士大夫階級，自然也要網羅人才，積蓄力量。孔融是這個營壘裏的一個馬首是瞻的人物，一直是曹操的反對派領袖，經常聚着一幫人，抨議時政。現在來了這麼一位急先鋒，當然要引爲知己，趕緊給漢獻帝打了個報告，把禰衡推薦上去。孔融在奏章裏，將這個年青作家，吹得天花亂墜，說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寶”。而禰衡本就忭急躁狂，這一捧，更加譫妄失常。他說，在許都，除了“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誰也不在他眼裏了。
魯迅在《罵殺與捧殺》的文章中說，用“捧”來整死一個人，比“罵”還來得有效些和致命些。這話果然不錯，這些年來一些中青年作家，很快紅起來，很快暗下去，很快聲名大噪，很快煙消雲散，就因爲被捧得神魂顛倒以後，屁股坐不到板凳上，忙着吊膀子，忙着爭烏紗，文思祕結，靈感梗阻，不但寫不出什麼，連屁也放不出一個響的了，一個個憋得小臉鐵青，好像誰欠他二百吊。
如果不是孔融的蠱惑教唆，禰衡也許不至於目空一切到這種地步。所以這個二十多歲小青年，整天大放厥詞，糞土一切，正好符合四十多歲，身居要位的孔融心意。有些他想講不好講，想說不便說的話，就由禰正平的嘴道出了。
禰衡的倒黴，就是絲毫不懂政治的文人悲劇了。
姜，永遠是老的辣，年青人總是容易上當受騙。所以，對時下文壇上那些別有用心的吹捧，年青作家真得有幾分清醒纔是。禰衡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便相信凡文人皆純粹，認爲孔文舉，楊德祖是同他心氣相通的。其實孔、楊二位，是文人不假，但他們更是政客，亦文亦政，政甚於文。說得好聽一些，是爲了匡扶漢室，剷除元兇;說得率直一些，不過是各種政治派別的權力之爭罷了。一個不諳世事的外省青年，攪進首都官場絞肉機裏去，不粉身碎骨纔怪呢?
罵了一頓以後，曹操居然沒有發火，沒有下令殺他，而是派了兩個人，牽來三匹馬，把他架在馬上，兩個人挾扶住這位才子，禮送出境。臨行還搞了一次歡送會，很隆重，在許都東門爲他餞行，當時的文人俊士，都命令去和他辭別，這場面很有點黑色幽默。再回頭看那位老作家孔融，戴着墨鏡，跟他揮手，拜拜再見。這時，年青人明白也晚了，替孔融罵了曹操，給人家當槍使，自己卻被押解出境了。到了荊州，劉表不傻，也不願擔殺知識分子的罪名，又把禰衡恭恭敬敬地送到江夏黃祖處。結果，這位青年作家還是因那張罵人的嘴，掉了腦袋。
如以歷史所描寫的，當場受辱，惱羞成怒的情況來看，禰衡一百個腦袋也殺了，但曹操卻按捺住他的殺意，將他打發走了。這就是文學家的曹操，搞一點幫助消化的餘興節目了。因爲禰衡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文人，能有多大作爲，他也是作家，他當然有數。這種傻狂之徒，頂多言不及義，胡說八道罷了，不會危及他的統治，轟走也就拉倒了。《三國演義》裏描寫曹操聽說禰衡被黃祖殺害以後，笑曰：“腐儒舌劍，反自殺矣!”不過，一笑了之的事。
有出《擊鼓罵曹》的京劇，那急口令式的唱段，是相當精彩的。罵得極其淋漓盡致，語驚四座。可是，痛快同時，痛苦也來，這位多少有點神經質的年青人，沒想到腦袋掉得如此乾脆利落，連他自己還未意識到時，那刀已經落下來了。這種孤注一擲的，無濟於事的罵街，從此成爲絕唱，這就是知識分子的既勇敢又脆弱，有膽量無謀慮的弊病了。
2、孔融
直到公元208年，曹操才真的動了刀子殺文人，這一回輪到孔融。
他殺他，大概頗費躊躕，因爲孔融當時的名聲很大。《後漢書》載：有一次，孔融把國舅何進得罪了，何進手下的人“私遣劍客欲追殺融。有客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皆引領而去矣。莫如因而禮之，可以示信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闢融舉高第。”由此，可見孔融爲一方諸侯，任北海太守，到了許都，又任將作大匠，也就是現在的建築工程部長，說明他具有何等顯赫的地位和人望了。
孔子二十世孫的這份無形資產，也使他增值不少。所以，他的門閥地位，士族資歷，官僚職務，聲名學問，稱得上衆望所歸，舉足輕重，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爲知識分子的領袖。劉備有一次被孔融請去救陶謙，這位織蓆販履的手工業者，激動得簡直不可自己，他問太史慈：“孔文舉先生知道世間還有一個劉玄德嘛?”他覺得被孔融如此看重，感到無尚光榮，從這一細節也說明孔融的影響力，在當時多麼重要。
但是，他已經沒了地盤，當然也就沒有了實力，曹操還是比較在乎他，留下他在許都，扮演着大名士的角色。名士，通常有兩種，一種是被統治者用來當招牌的，一種是未當成招牌而與統治者彆扭的，曹操希望他是前者，但孔融偏要做後者。他認爲自己在給獻帝做事，不買曹阿瞞的賬，總是跟他不合作。
曹操對於政敵的容忍，肯定的有限度的，所以隱忍不發，自然是時間不到。只是軍事上的強敵袁紹未滅，江山不穩，才未對孔融下手罷了。一個統治者，可以不理會與當局不合作的知識分子，但不合作而且搗亂的知識分子，就不會輕輕放過的了，不過時間早晚罷了。
孔融此人，學問很大，政治上並不十分成熟，勇氣不小，鬥爭經驗相當缺乏。自信過甚，對時局常常估計錯誤，書生意氣，以爲他的自由論壇，能夠左右政局。其實，他不過和曹操玩了一次以卵擊石的危險遊戲罷了。知識分子的毛病，就是有了一點聲望之後，自我感覺馬上就特別的好起來，好得不知好歹，好到不知冷熱，好到暈暈呼呼，不知天高地厚。
《後漢書》載他和彌衡的一段對話：“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一個成了孔子，一個成了顏回，可以看到他們互相吹捧的熱烈程度。正如今日文壇上，某些評家吹作家作品不朽，某些作家吹評家文章蓋世的現象一樣，那臭腳捧得相當肉麻而有趣的。
當初，何進之所以不願收拾他，很可能這位屠戶出身的大將軍，有點像《儒林外史》裏那位胡屠戶，由於對他中舉而瘋了的女婿范進，認爲是文曲星下凡，才敬畏的。而曹操，在文學上，是領袖羣倫的大手筆，在政治上，更是一個縱橫捭闔的強者，當然不會把這個大名士的文學成就，多麼當回事。但是，政治上的孔融在曹操眼裏，是被看作他精神上的主要敵人，是“海內英俊皆信服之”的反對派，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的。
雖然，他有資格看不起出身微賤的曹操，敢當面問：“你算老幾?”但是他忘記自己是一無兵卒，二無地盤，三無資本，四無奧援的毫無實力，徒有虛名的人物。更重要的一點，當時，名義上的皇帝是漢獻帝，說好了，是傀儡，說不好，就是高級俘虜，用鍍金牢籠關起來的囚犯。在許都，脅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說了算，擁有予取予奪的最高權力。曹操要他做政治花瓶，裝飾門面，他不幹;偏不自量地向曹操發動正面進攻，要成爲與之抗衡的政治反對派。
從曹操下定決心討伐袁紹起，孔融就與曹操意見相左，在大政方針上與曹操公開唱反調。與被監視的漢獻帝過往甚密，動不動就上表，也很遭曹操的忌。煽動禰衡在大庭廣衆中辱罵曹操，讓他很下不了臺。有一回曹操禁酒，他反對曹操的極端做法，說：“堯正因爲喝酒，才成爲聖賢，桀紂雖然以色亡國，但也不能爲了防範，不許此後的男女婚姻呀!”袁紹失敗以後，他給曹操寫了封信，說：“武王伐紂，把妲已賜給了周公。”曹操犯了一次傻，問他，“典從何出?”他回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因爲曹操打下冀州時，把袁紹那位漂亮的兒媳婦甄氏，給了自己兒子曹丕。於是，可想而知，曹操對他多麼惱火了。
所以，孔融一經人告發，說他有誨謾誹謗之罪，立刻就把他抓了起來。
其實，他的兩個兒子，也知道他早晚要倒黴，所以，軍吏來逮捕孔融時，這兩兄弟正在下棋，別人勸他們趕快躲一躲，他們說：“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連小孩子都知道處境危殆，孔融還要當反曹的領袖，這就是文人永遠玩不過政治家的原因了。
按說，孔融的言論，嚴重程度也未超過禰衡，但曹操不殺禰衡的頭，爲什麼對孔融卻不肯輕饒呢?如果說孔融是大文人，曹操同樣是大文人，由於文人相輕，嫉妒才華，纔要置孔融於死地的話，那麼陳琳在文章裏，指着鼻子罵曹操，也不曾掉腦袋。那爲什麼要將孔融棄市呢?
政治家曹操最忌畏的，莫過於反對派結成一股政治勢力。所以，不殺禰衡，因他不過是一個幼稚的文學青年罷了，勢單力孤，一條小泥鰍，翻不出大浪。不殺陳琳，因他不過是一個寫作工具，而且已經認輸降服，不可能有多大蹦頭。可孔融則非如此，“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他自詡地說：“家中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成爲當時許都城裏一股離心力量的領袖人物，這是曹操最深惡痛絕的，無法容忍的，所以，他就只有伏刑了。
人頭落地，曹操還不罷休。在周知全國的文告中，說這個孔融不孝無道，竟在大庭廣衆中宣傳，說一個人，與他父母不應承擔什麼責任，母親嘛，不過是個瓶罐，你曾經寄養在那裏面而已。而父親，如果遇上災年，大家餓肚子，你有一口飯，假使他不怎麼樣的話，你也不必一定給他吃，寧可去養活別人。這樣一來，曹操不僅把孔融打倒，還用文革手段把他徹底搞臭。所以，文人對自己的成就、實力、影響、名聲，估計過高，過於膨脹的話，保險，不用太遠，便要出笑話的。不論成就多高多大，謹慎謙恭一點，諒無壞處。
3、崔琰
公元216年，曹操再一次整肅，處死了繼孔融以後的士大夫階層的頭面人物崔琰。
當年，曹操與袁紹決戰，攻入冀州後，他先把這塊金字招牌搶到手，以作號召。在中國的門閥制度中，崔姓家族從來在排行榜上居首席位置。一些帝王，都以結親崔氏的辦法，以改變原來的非貴族血統，這大概也和我們當代一些作家，因爲工農兵不吃香了，非要裝貴族，裝家學淵源，裝精通洋務狀的醜陋心態，同出一轍。尤其後來的一些外邦君主，不知出於一種什麼心理，非要通過婚姻手段，依賴生殖器來改換夷狄門庭，以求華夏同光，實在是很莫明其妙的。
崔琰算不上完全的文人，但是他代表着整個貴族集團，也代表着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階層，雖然歸順曹操，打心眼裏不尿，但是，知道刀把子攥在人家手中，不得不低下頭來，虛與委蛇，關鍵在於維護漢祚，延續漢獻帝名義上的統治。曹操現在走出稱王這一步，他們認爲是廢帝的前奏，連最後的精神象徵，也不復存在的話，就不免義憤。其實，這班人並不理解曹操，他只是當一個魏王，並不想徹底廢帝，這種過頭反應，使他更爲惱火。正好，有人密報上來，說崔琰帶頭不贊成。於是，要起到殺一儆百的效果，那就得找這個有知名度的替死鬼，再合適不過。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崔琰之死，倒是有點文字獄的味道。當時，有一個叫楊訓的文人，來不及地上表祝賀曹操封爲魏王，做這種文章是很難不肉麻的，要不吹捧，寫這撈什子幹什麼呢?因爲楊是崔推薦提拔的，大家笑話這個馬屁精的同時，也認爲崔所舉非人。
崔先生沉不住氣了，其實，你就在家怡養天年，自求多福多好?高興的話，喝兩口兌冰的威士忌，談談風花雪月，何等瀟灑。但文人有這種愛與衆不同，愛出個風頭，愛咬文嚼字，愛表現一番的毛病。從機要室找來楊的奏文，讀了以後，還要拿起筆來，以前輩的口氣，給楊訓寫了封信，這就是不識時務了。
信中寫些什麼，如今已不得而知，但《三國志》裏留存下來的“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的這一句，就足以使他招災惹禍。曹操勃然大怒，什麼意思，從官渡之戰起，我延聘你爲我的別駕從事，到今天快二十年了，還一腦子變天思想，我豈能饒你。
尤令曹操憤怒不已的，是他在《賜死崔琰令》裏所寫的“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虯鬚直視，若有所嗔”那股不買賬的勁頭。老實說，無論哪朝哪代的統治者，都會反對下屬在背後進行非組織活動的。已經把你關起來了，還和當年的孔融一樣，與這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階層，那還了得?雖然，事後，阿瞞也覺得這次對於文化人的打擊，有些擴大化，但也不打算平反。
看來，梟雄老矣!人一老，必懼怕老，不甘於老，就會失去幽默感，一旦如此無趣無味起來，可想而知，就不會有任何最起碼的寬容。如伍子胥所說的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也在所不計。臉皮一抹，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的呢?在他死前的幾年裏，多次大規模的鎮壓，殺人無算，把漢王朝的殘餘勢力，基本上盪滌一空。
4、楊修
到他死前一年，公元219年，到底把他始終不甚放心的楊修，送上斷頭臺。
應該說，他不會善待楊修，因爲楊修是楊彪的兒子，是袁術的外甥，這兩位都是曹的勁敵，如此底子潮的人，他敢於使用，據《典略》稱楊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曹操)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外內，事皆稱宜。”看來，人們一直認爲曹操殺了這個能夠摸透他心思的楊修，出於嫉妒，事實恐怕不盡如此。
再則，如果曹操戒畏這個年青人的話，不會允許曹丕、曹植與之來往，任其出入宮禁。“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三國志》裏說到對於一些忤惡曹操的人，他從來不輕易放過：“太祖(曹操)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凡遭曹操忌恨的人，立竿見影，不假寬貸，通常不會有好下場。因此，很難設想，將這樣一個他嫉恨的人，留在身邊近二十年。
評點過《三國演義》的李卓吾先生則認爲楊修之死，咎由自取：“凡有聰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殺其身也。”這種說法當然也有一定道理，孔雀因羽毛送命，狐狸因裘尾被獵，楊修的才華過分外露，有可能得到曹操的欣賞，也有可能引起曹操的反感，誰都知道，唯纔是用是曹用人的一貫政策。因此，我想，拖到他死前一年才處置楊修，可能是這位進入晚年的政治家，壓根兒還是爲他身後接班人的安危考慮，從大局出發的。封建社會中每一次政權的更迭，帝位的爭奪，都會伴隨着一場血風腥雨。
他不得不把他深深欣賞的，可也已經深深捲入宮廷鬥爭之中的楊修幹掉。
楊修和他的兒子曹植，已經到了“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的密不可分地步，顯然已非一般的彼此唱和的文學沙龍式交流，而是出謀劃策，糾集勢力，形成反曹丕的政治上的共同體，曹操何許人也，他有情報系統，這些“牧司爪牙使”，隨時向他呈報宮廷政治動向，像這樣的危險分子，曹操不能不憂慮，一旦他不在人世，便不可控制，將不知會造成什麼樣的災難。
據《三國演義》，在曹操的指揮部裏，楊修的職務並不高，看來，曹已經採取了防範措施，只當了個行軍主簿，大概相當於參謀，而且不是作戰參謀，連行軍口令還從別人嘴裏聽說，顯然是閒差了。所以殺他不像殺禰衡、孔融、崔琰那樣頗費周章，擾亂軍心四個字，就推出去斬首。羅貫中說曹操嫉妒楊修的捷才，生了殺心。其實，由於楊修不安生，成爲曹植的嫡系黨羽，爲其搶班奪權，頗出了一些臭主意，又都被曹操拆穿，隨便找了一個泄密的理由軍法從事。這就是《典略》所說：“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老實說，文學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學，都有點票友性質，是不能正式登場的。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像曹操這樣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學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沒有出過政治家玩文學玩不好的鬧劇，也沒有出過文學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劇。所以，魯迅先生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歷史的任何一頁，都會翻過去，說來說去，有一點值得記取的，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無論政治家，文學家，不管是誰，必須要有真本事，纔會永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