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爲求速速平亂而採取剿撫並施的策略，導致安史餘部投降時勢力未遭徹底剷除，反而就地任命爲節度使，掌有駐地民政、財政與軍事大權，形成割據勢力。而每一次平定動亂，朝廷又以節度使之位酬賞功臣，這又滋生一批新的藩鎮，使得節度使日漸滿天下，唐朝的存續不得不仰賴這羣地方藩鎮的支持，最終遭宣武軍節度使朱溫傾覆篡位，揭起五代十國的動盪序幕。
在武人遍地的時局下，能否掌權端視軍隊的向背而定，因此統治者極力優寵軍人，沒想到卻慣出一批驕兵悍將，戰時未必盡心死力，平時稍有不如意卻動輒推翻主帥君上，換上自己滿意的人選，更使政局混亂不堪。
唐末裘甫叛亂時，浙東觀察使鄭祗德抵擋不住攻勢，向鄰近藩鎮求救，浙西和宣歙觀察使便各派數百人來援，並請浙東軍當嚮導。沒想到鄭祗德手下的將領居然不是藉口稱病、就是假裝墜馬受傷，沒幾個願意出戰。願意上陣的人則趁機邀賞勒索，要求先升遷自己的軍階職級，鄭祗德對此毫無辦法，朝廷只得改派擔任過安南都護的名臣王式前去管管浙東軍。等王式趕到後修明軍紀，忽然間“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藉口糧餉不足、告病在家或想升職的人都變得安分聽話，這才順利撲滅亂事，同時也突顯當時軍隊的驕惰。
但王式這樣的人才並非隨處可見，更多時候統治者只求討好軍隊，不顧人民感受。比如後梁末帝朱友貞在位(913-923年)時，定昌節度使華溫琪私掠百姓家財，受害者向朝廷投訴。大臣李愚堅持按律處置，末帝卻下詔說：朕若不推鞠問罪，會有人說我不念及百姓;但若依法行事，又會有人說我不念及功臣。當你們的國君難道不難嗎?華溫琪受的贓物，就由朝廷代爲賠償吧!詔書下達後，又將華溫琪召入朝中擔任金吾衛大將軍。樑末帝如此縱容，毫不顧及百姓利益，反倒加深驕兵悍將的跋扈，令統治者更難掌控。
河北魏博的天雄軍在藩鎮中向來最爲驕橫強大，地跨六州，擁兵數萬，自建立以後兵士譁變、廢易主帥已不知多少回。連務求姑息的樑末帝也感到芒刺在背，租庸使趙巖和租庸判官邵贊獻計道，應將魏博鎮一分爲二以削弱其實力。於是樑末帝又下了道詔書，先獎勵魏博鎮作爲國家藩屏所揹負的煩憂，實在非常重大艱難，接着再說天雄軍轄下的魏州(今河北省大名縣)、博州(今山東省聊城市)、相州(今河南省安陽市)、衛州(今河南省衛輝市)毗鄰晉土(當時爲與後梁對立的晉王李存勖佔據)，常是被侵入的樞紐，爲了避免軍隊兩頭奔命，因此將相州、衛州、澶州(今河南省濮陽市)分割成立昭德軍。
魏博鎮得知此消息後，馬上看出這是朝廷分割自己的陰謀，於是掀起叛亂，並抓捕樑末帝任命的新節度使賀德倫。樑末帝不得已，只好再下詔安撫，但亂軍首領張彥不從，要求收回分割魏博的誥命，樑末帝堅持不許，張彥氣得將詔書撕裂扔在地上大罵，隨即強迫賀德倫向李存勖輸誠，與其聯合滅樑。
儘管李存勖後來殺了張彥，但滅樑之役仍得依賴強大的魏博鎮，因此魏博鎮受到賞賜和保全。爾後魏博軍又數次叛亂，直到後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時(926-933年)，才總算誅除殆盡。
至於軍士動輒發難的這種亂象，則得等到宋太祖即位，推行收奪節度使軍財大權、優獎文人等“強幹弱枝”政策後，這才徹底終結武人至上的局面，君王也不再輕易被武人的利益給綁架，忽視百姓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