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到去國外旅遊，近到去朋友家吃飯，現代人的生活似乎越來越離不開地圖了。對今日的我們來說，那些印在古書裏，或者刻在石頭上的古代地圖簡陋得有些可笑，但如果讓我們回到兩三千年前，在沒有高速交通工具和精密測繪儀器的情況下，試着將眼前三維的山河形勢濃縮在一張二維的紙或一塊布帛上，那該是多麼困難。
而這樣的難事，裴秀就做得非常漂亮。在中國地圖繪製史上，魏晉時期著名的學者裴秀被認爲是一位有着開創之功的人物。他提出的“製圖六體”開創了我國古代地圖繪製學，被譽爲“中國科學制圖學之父”。專家指出，在明末清初歐洲的地圖投影方法傳入中國之前，“六體”一直是中國古代繪製地圖的重要原則，對於中國傳統地圖學的發展影響極大。
來自山西顯貴家族
族中宰相將軍過百
在山西省的南部，有一處山河雄偉壯麗的地方，東部中條山層巒疊翠，林嘯水吟，西部稷王山孤峯獨標，中部涑水河谷平坦富饒。它就是裴秀的故鄉——史上聞名的聞喜縣。聞喜原名左邑桐鄉，今名還與廣東密切相關——當年漢武帝巡視至此，接報徵南軍隊破南越，一喜之下將之改名。
距離聞喜縣城25公里的禮元鎮裴柏村，現在被改造成了氣勢恢宏的“中華宰相村”，新建了不少景觀。聞喜裴氏是中國歷史上盛名久著的一大世家，號稱“天下無二裴”。其始祖爲贏秦始祖秦非子之後，家世綿延近3000年，僅入正史立傳者即達600餘人。據《裴氏世譜》統計，裴氏家族在歷史上曾先後出過宰相59人、大將軍59人、中書侍郎14人、尚書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0人。再小一點的官，如節度使、觀察使、防禦使25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此外，裴氏家族封爵者公89人，侯33人，伯11人，子18人，男13人;與皇室聯姻者皇后3人，太子妃4人，王妃2人，駙馬21人，公主20人，所謂“將相接武、公侯一門”。
如今走在裴柏村中，仍能看到許多與裴氏家族有關的遺蹟，比如建於唐貞觀三年(629)的晉公祠，祠爲唐代四朝重臣、晉國公裴度所立。又如《裴光庭神道碑》由名相張九齡撰文，唐玄宗李隆基書寫。
裴秀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少年成名，憑藉傑出的才能和功勞，位列司空之位，管理地圖在其職責之內。他“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路經路，爲地圖十八篇”。這就是著名的《禹貢地域圖》，我國有文獻可考的第一部歷史沿革地圖集，也是裴秀“製圖六體”理論系統集大成的作品，不過今已不存。除此之外，裴秀還繪製了一幅《地形方丈圖》，“以一分爲十里，一寸爲百里”，大約相當於今天1：150萬的地圖，此圖在中國沿用幾百年，可惜之後就湮沒無存了。
“製圖六體”：影響中國地圖繪製千餘年
傳說中，中國古地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紀的夏朝。當時有河伯給大禹獻上青石地圖，大禹據之治水。在此之後，荊軻入秦所帶的地圖，也沒有流傳下來。但見於《史記》的這段記載卻可以證明，在戰國時我國就已經有地圖。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曾經遍收全國地圖入咸陽。
考古中的實物發現也證明了這一點：1986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發現的7幅戰國晚期木板地圖，爲秦國所屬邽縣的地形和經濟圖。它們和同時出土的紙質地圖，分別爲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地圖和最早的畫在紙上的地圖，爲稀世國寶。而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三幅繪製於公元前168年的西漢地圖則表明，當時的地圖已經具有相當的精美和精細程度了。
在這些繪圖技術的基礎上，裴秀在258年左右提出了著名的“製圖六體”：分率，即比例尺，用“計裏畫方”的方法來區別面積大小;準望，確定目標物彼此之間的方位;道里，確定路跡的里程數;高下，即遇到高地時要將翻越的路線取下面的水平距離;方邪(斜)，指有湖泊等障礙物阻擋時，道里應取直線爲兩地距離;迂直，指人跡路徑上下迂迴曲折時須予以取直。山西測繪志的編纂者之一楊憲光先生指出：“在1700多年前的晉代，能有如此高明的系統論述，無論在中國或是在全世界，都是很了不起的。”
裴秀的“製圖六體”在中國沿用千年之久。現存的宋代石刻地圖如《禹跡圖》等之上，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小方格，即爲“計裏畫方”的體現。直到清末，這種小方格還和經緯線同時成爲繪製地圖的標準。
楊憲光指出，直到明萬曆年間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將採用橢圓投影法繪製的世界地圖引入中國，建立在傳統“天圓地方”基礎上的“製圖六體”的地位纔開始動搖。
站在“巨人的肩上”
得力於門客的支持
裴秀長期以來都被認爲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地圖學家。不過也有學者指出，在他的身邊，還站着一位傑出的執行者——京相璠。而他“製圖六體”的理論，也與無數前人的默默努力分不開。
關於京相璠的記載見於史籍的極少。從《隋書》中可以得知，他是裴秀的門客。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其名著《水經注》中寫道：“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即裴秀)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地名》。”不少研究者都認爲，裴秀的《禹貢地域圖》等作品，應是他在司空任上，由所屬單位完成的。由於他任司空的時間僅三年三個月，如此短的時間，加上當時沒有現代儀器工具，工作量浩大，必然需要延請一批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專家來從事具體的工作，京相璠就是其中最得力的人物。
據地理學家劉盛佳的統計，在酈道元的《水經注》中，提到裴秀的只有一處，且無引文。提到京相璠並引其文的則有76次之多，幾乎與另一位被引用的主要對象杜預持平，可見酈道元對京相璠所做工作的重視。
關於裴秀究竟如何站在“巨人的肩上”，在馬王堆地圖被發現之後我們可以試着去推測。在其中的《駐軍圖》上已經繪製出相當於現代東經111度至112度30分，北緯23~26度之間的廣大區域，是今天廣西全州、灌陽一線以東，湖南的嘉禾、廣東的連州一線以西;北及新田、全州，南到珠江口的南海，也即瀟水流域和南苓、九嶷山一帶。按現代比例尺折算，大約爲18萬分之一。當中標註了大量的居民點、道路、河流、山脈、防區界限、軍隊駐地、城堡等內容，而且與現代的測繪結果相當接近，不僅設有“分率”，也精密地考正了“準望”，“高下”、“方邪”、“迂直”也都具備。
學者們據此認爲，它們是經過實測的地圖。並且可以進一步推論，先秦兩漢的製圖經驗和技巧，很有可能通過專業人員一代代傳下來。裴秀將當時和前人的地圖學經驗、技藝去粗取精之後，形成了自己精煉嚴整的理論體系，並且具體運用在《禹貢地域圖》的編繪當中，這在我國地圖史上是劃時代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