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末至明正統年間，中央王朝與麓川傣族地方政權之間一直存在着難以調和的矛盾，矛盾激化的結果，造成長期戰亂的局勢，既不利於朝廷的封建統治，又有礙邊疆的安定和德宏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麓川戰役徹底瓦解了思氏傣族領主的政治軍事勢力，使得此後五百餘年間德宏與中央王朝從未發生過大規模軍事衝突，保證了德宏邊疆與內地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並使今後德宏戰事出現根本性的轉變，朝廷向德宏發兵，其目的都是爲了抵禦外來侵略，而不再是爲了解決中央與地方間的矛盾了。
另外，明朝在麓川戰役之後，採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在原麓川政區內先後設立了七個土司政權，這些土司原是麓川思氏的部屬，在麓川戰役期間歸附明朝，被朝廷授委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等世襲職位，成爲互不相統屬的邊疆少數民族統治者。這些土司世沐皇恩，均以報效朝廷爲職責。土司制度在麓川戰役後得到鞏固和完善，它適應於當時德宏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既有助於祖國的統一，增強邊疆各民族對祖國的向心力，又使德宏經濟文化的發展有了和平安寧的社會環境。其次，麓川戰役促成了德宏前所未有的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大量內地官兵流落德宏各地，安家落戶，繁衍後代，不少漢族官兵娶當地少數民族爲妻，並逐漸被少數民族所同化，“娶夷婆，變夷人”的說法流傳至今。
隨着大量漢族定居德宏，漢族的先進文化也越來越深地扎進了德宏這塊偏遠之地。特別是官兵進軍所經過的今梁河、盈江一線，當地少數民族受漢文化影響尤深。今隴川縣戶撒鄉是明軍屯兵要地和後勤補給站，作戰所需的大量兵器即在戶撒鍛制或修復後運往前線。據說戶撒阿昌族打製刀具的精湛技術便是明軍工匠傳人的，今戶撒刀已成爲享譽海內外的我國三大民族刀具之一。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麓川戰役之後，“南京應天府”在德宏這個祖國西南極邊之地，一下子成爲叫人羨慕的、讓人產生無比榮耀的地名。不僅漢族官兵的後裔一致認爲他們的祖先是從“南京應天府”隨王尚書南征而來，就連梁河南甸傣族土司及盈江干崖傣族土司竟也說自己的祖先是“南京應天府”人，並鄭重其事地寫進土司家譜之中。
毫無疑問，以明朝京都作爲自己的祖籍，是想擡高自己的地位，在精神上擁有一種優越感，漢族官兵的後裔們憑此形成一種凝聚力，依靠這強大的精神力量增加在蠻荒之地生存下去的信心和勇氣;而對南甸、幹崖傣族土司來說，認“南京應天府”爲祖籍，一是可假借中央朝廷的政治影響來統治本民族，二是爲了應對封建王朝對少數民族的極端歧視態度。
麓川戰爭是德宏傣族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隨着麓川王國的瓦解，明廷先後在德宏建立了南甸(今梁河)、幹崖(今盈江)、隴川三個宣撫使司，遮放、盞達(今屬盈江縣)兩個副宣撫使司，以及芒市長官司(後升安撫使司)和勐卯安撫使司，共計七個世襲傣族土司，各個土司不論職銜高低，均互不統屬，只聽命於封建王朝，爲朝廷守衛邊陲，並納差發、輸貢賦。從此，封建土司在德宏統治了約五百年。
麓川之役也導致了明朝在西南地區統治的衰落。朝中大臣上書中曾說：“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在“江南水旱相仍，軍民俱困”、“瓦剌邊患”的嚴峻形勢下，王振等仍然要調動江南和四川各地的大量兵力，“轉餉半天下”發動了持續9年的大規模戰爭，從而引發國內農民起義，政局動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