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武裝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羣衆。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使中國大革命受到嚴重的摧殘，標誌着大革命的部分失敗，是大革命從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點。同時也宣告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經過四一二政變，國民黨基層組織基本癱瘓，共產黨在羣衆中的影響迅速擴大，經歷了深刻的鍛鍊和嚴峻的考驗，共產黨初步積累了反正兩方面的經驗，爲領導中國人民把鬥爭推向新的更高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廬山密謀
1926年，蔣介石奪取了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之後，實行軍事獨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隨着北伐的勝利進軍，蔣介石更日趨反動。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總司令部，已決心實行清黨反共，並開始做積極的準備。爲了進行反共策劃，他首先從廣州招來了戴季陶、吳鐵城等一大批國民黨右派成員。
戴季陶是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曾任中央宣傳部長，孫中山逝世後，他即積極推動開展一個“自異於帝國主義和官僚軍閥的反赤運動”。1925年5月，在蔣介石的支持下，他在上海薩坡賽路慈安裏設立了一個“戴季陶辦事處”，專門從事反共著作，先後炮製了《孫文主義的哲學之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宣揚所謂的“孔孫道統”，妄圖用孔孟之道歪曲孫中山的思想，曲解三大政策，閹割其革命內容。戴季陶主義一出籠，立即成爲國民黨右派進行反動活動的理論“旗幟”。蔣到南昌後，立即電邀他北上，共同策劃清黨反共事宜。
隨同戴季陶一起前來的還有吳鐵城。他曾任廣州公安局局長，也是一個著名的國民黨右派。據吳鐵城自己回憶，早在中山艦事件之前，他就建議蔣介石制裁共產黨，表示可“以我公安局現有特別戶籍的登記材料，即行逮捕首要的共產黨員十數人，而後，用一艘輪船將彼等運往中山縣附近一小島，或送往上海。至次要分子暫行予以拘禁”。蔣表示“考慮再說”。中山艦事件後，爲掩人耳目，蔣介石假意將他撤職。爲了實行反共，蔣介石特邀他來南昌，不久，就派他去日本聯絡。
蔣介石招來的另一個，是在天津隱居的黃郛，黃郛因反對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實行三大革命政策，去了北京，先後擔任過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教育總長，並一度代理過內閣總理。蔣介石進駐南昌後，兩次去信邀他南下，後又派張羣親去天津相請，年底，黃郛來到了南昌。
12月31日，被蔣介石稱爲“良師”的張靜江和陳果夫等人，隨同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來到南昌。張靜江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二屆二中全會後，出任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因他是個跛子，把主席的位子讓給了蔣介石，北伐期間由他代理。他利用職權，夥同組織部長陳果夫，強行解散了國民黨左派領導的廣州市黨部，並向各地安插親信，進行竊權活動。同時對廣東的工農運動大肆鎮壓，殘殺農會幹部，派流氓燒燬了省港罷工委員會。
這些人密集南昌，在蔣介石周圍形成了一個反動的核心。1927年1月20日到25日，蔣介石等人冒雪登上廬山，包下了一座仙岩旅館，開始進行密謀策劃。密談數日，主要由黃郛獻計，決定如下：第一，必須明示“離俄清黨”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軍要“底定東南，聯繫紳商”;第三，在外交上要“棄俄聯日”;第四，在軍事上要聯合閻錫山和馮玉祥。
輿論造勢
按照在廬山所定的方針，蔣介石立即積極行動起來。他從武漢一回到南昌，就對蘇聯顧問鮑羅廷展開了攻擊，他致電武漢聯席會議主席徐謙，說鮑羅廷在武漢當衆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鮑的顧問職務。他又公開提出了驅逐鮑羅廷。蔣介石集中全力攻擊鮑羅廷，原因有二：一是他“感覺到除鮑羅廷以外，武漢的國民黨領導人皆是些政治上的無能之輩。……而只要鮑羅廷在，他就不能取得支配地位”;二是他力圖把他的反蘇活動，說成是隻對某個人不滿，藉以掩蓋其反蘇的真正目的。
當時，有人指責蔣介石“疏俄親日”。對此，蔣介石一面表示:“聯俄政策，爲總理所遺留，目前雖有其代表日久驕縱，對本黨領袖多方壓迫，但中正認此爲其個人之行動，與蘇聯以平等待我之精神，不相牽涉，無論其個人態度如何，吾人對於蘇聯，決不改向日之關係。”一面卻說:“爲什麼要聯合蘇俄，就是蘇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國，蘇俄既不放棄以平等之精神待我，我們那能放棄聯俄政策。……不僅日本，無論哪一國，如能以平等待我中國的時候，那麼，我們對他們，如同對蘇俄一個樣子，未始不可以聯合的。”又說:“我們聯合蘇俄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意義上頭，所以就要聯合蘇俄，若蘇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一樣壓迫我們的時候，我們也是一樣反對他們，這一句話我早已講過的。”
對於共產黨，蔣介石自己講:“我在廣州時，對共產黨的行動，時刻留心。”“我所抱打倒共產黨主張，在廣州即欲實行，不是今日始有此決心，惟在廣州苦於說不出口，又恐勢力不敵，致國民黨亡於我蔣某之手，故忍痛至今。”北伐開始後，進軍十分順利，蔣介石卻哀嘆說:“我軍雖獲大捷，而前後方隱憂陡增，共產黨在內做祟，非使本黨分裂與全軍崩潰而不止。遍地荊棘，痛苦萬分。”廬山密謀之後，蔣介石就公開叫囂要制裁共產黨了，說:“現在有一種謠言，說中正現在對於共產黨的同志有不信任疏遠，並且有反對他們的傾向，其實並不能這樣說的，中正並不會反對共產黨，中正向來是扶助共產黨的，……但是我亦曾附帶的有一句話，就是說共產黨將來強大起來了，如其黨員有跋息強橫的事實發生，那我一定要糾正他，並且一定要制裁他的。……現在共產黨員事實上有許多對於國民黨黨員加一種壓迫，表示一種強橫的態度，並且有排擠國民黨員的趨向，使得國民黨黨員難堪，這樣我便不能照從前一樣的優待共產黨員了，如果還同從前一樣的態度，那我就不是立在國民黨員的地位，我就不能作國民黨黨員。”又說:“我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說起來，共產黨的成敗是要我負一份責任的!我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並不僅是國民黨一黨的領袖，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勢力之一部分，所以共產黨員有不對的地方，有強橫的行動，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責任及其權力。”
在李烈鈞就任江西省主席的典禮上，蔣介石再次發表演說，謂共產不過爲經濟發展之一方法，有數國情形或適用之，但若中國採行共產制，則爲大害，徒使中國傾覆與革命耳。
國際支持
1月26至27日，蔣介石在廬山又接見了日本海相財部彪派來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蔣介石的老師，二人進行了長談。蔣向他強調說：“我理解滿洲和日本在政治、經濟上的重大關係，日本人在日俄戰爭中流過血，有感情上的問題，我認爲對滿洲問題，必須特殊考慮。”又說:“我欣賞幣原外相的演說，如果日本正確評價我們的主義和鬥爭，我願意同日本握手。”
1月下旬，蔣介石還會見了日本駐九江總領事江戶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還要儘可能地尊重現有條件;保證承認外國借款，並如期償還;外國人投資的企業將受到充分的保護。
不久，蔣介石又接見了日本軍部的代表永見增輝和鬆室孝良。此二人帶着戴季陶的介紹信來見蔣。蔣更明確地表示:“本總司令決心已下，誓與共產黨不共戴天，願意中日提攜，共同防共。"蔣介石還接見了日本政治家山本條太郎。二人會談後，山本回到北京就向記者宣佈，蔣介石是最出色的軍事領袖。隨後，蔣介石就派黃郭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聯絡。他向矢田表示，對“整頓國民政府內部已下決心”。
蔣介石在與日本帝國主義緊密勾結的同時，還通過兩條渠道與美國建立了聯繫。一是通過王正廷去上海與美國聯絡。1927年1月26日，王正廷與美國駐滬總領事高思舉行了祕密會談，王告訴美方，國民政府的控制權並未完全落入極左派手中，國民黨軍不是布爾什維克;漢口事件不會在上海重演;國民黨軍可以不進駐上海，以免與外國軍隊發生衝突。他還透露，正設法收買上海的軍閥，上海可能不戰而易手，屆時可成立一個委員會實行統治，必要時，用警察和某些“志願人員”來“維持秩序”。
蔣介石還通過孔祥熙與美國駐廣州總領事詹金斯建立了聯繫。孔祥熙是廣東省的財政廳長，他通過英國人寇罕與詹金斯聯繫，寇罕曾擔任過蔣介石的私人保鏢。詹金斯和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向國務院報告說：根據寇罕的情報，“如果列強要把俄國人趕出中國，他們應當現在就同蔣將軍建立直接的聯繫”，又說：“蔣恨俄國人，只是因爲蘇維埃政府給他提供武器彈藥，他才勉強與鮑羅廷合作。”“如果英國和其他列強願做俄國人正在乾的事情，蔣將軍將立即同鮑羅廷決裂並制止其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暴力活動。”3月初，蔣介石又通過他的美國朋友諾曼，向美國官方作了與上述電文相同的表示。
蔣介石還派員到英、美、日、法、意領事館就南京事件表示“遺憾”，聲明將“火速解決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裝”，防止出現“用武力及暴動”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國主義者清楚地看出，蔣介石是“唯一有武力進攻激烈分子，維持這裏(上海)局面的人物”，特許他帶着衛兵自由出入租界，並答應以駐紮在上海的侵華軍隊幫助其鎮壓革命。他們鼓動蔣介石“迅速而果斷地行動起來”，“使長江以南的區域免於淪入共產黨之手”。通過與帝國主義的勾結，並取得了帝國主義的支持，更促使蔣介石下定了清黨反共的決心。
聯絡財閥
爲了清黨反共，蔣介石還和南北財閥進行了聯繫，特別是與江浙財閥的聯繫。江浙財閥有着雄厚的經濟實力，蔣介石和他們又有着歷史淵源關係，江浙財閥的許多頭面人物，都是蔣介石的好友。1927年1月中旬，蔣介石去武漢時，曾在寧波會館召集江浙資本家和其他工商界的頭面人物祕密集會，蔣在會上明確表達了他反對武漢政府財政經濟政策和工人運動的立場，得到與會者的讚賞。
蔣介石回到南昌後，虞洽卿也專程到南昌，與蔣介石進行了密談，雙方達成了交易，蔣要江浙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支持他，虞要蔣明確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場，並迅速見諸行動，把正在迅猛發展的工人運動壓下去。虞洽卿還參加了廬山密謀。回到上海後，江浙資產階級撇開原有的擁護孫傳芳的上海總商會，另組一個擁護蔣介石的上海商業聯合會，由虞任會長。
3月初，蔣介石又派張靜江去上海，加強與江浙資產階級的聯繫。這時，江浙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給蔣介石提供了一筆又一筆鉅款，首先由錢新之、陳光甫按蔣介石來信的要求，資助蔣50萬元，幫他解決了年關的急需。3月29日，上海商業聯合會認捐了500萬元，4月1日，又墊付了300萬元。上海棉紡業的榮宗敬拍着胸脯說:“要銅錢用，我有，做事體請洽卿、曉籟兩位老哥，(錢)要多少，我出多少。”蔣介石曾感謝地說：“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淺鮮，此後仍以協助爲期。至勞資問題，在南昌已議有辦法，決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漢態度。”
結納幫會
隨着北伐戰爭的順利發展，當黃金榮得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就是他的徒弟蔣志清時，頗爲得意。3月中旬，蔣介石特派代表王柏齡(第一軍副軍長)、楊虎(總司令部的特務處長)和陳羣(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先後到上海，帶着祕密使命化裝潛人了黃公館，先與黃金榮會晤，然後由黃召集張嘯林和杜月笙來密商合作反共清黨事宜，並負責統一指揮。然後，楊、陳兩人又到杜公館再次密談。楊虎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記載，在上海反共的關鍵時刻，“與當地聞人黃金榮、張嘯林、虞洽卿、王曉籟、杜月笙等深相結納，請其協助”。在“三大亨”裏，杜月笙最爲堅決地支持蔣介石，他認爲機不可失，只有參加反共，將來纔有政治地位。於是，上海幫會決定投靠國民黨。在歷史的抉擇面前，最活躍的要數杜月笙，其反共的積極性要高於黃金榮。於是幫會首先拒絕汪壽華方面的種種支持與要求;其次監視中共和糾察隊;再次恢復“中華共進會”，召集舊部，建立武裝力量，決定必要時對糾察隊“施展鐵腕”，“一舉加以解決”。黃金榮、杜月笙等還向蔣介石表示:願意承擔反共的具體工作， “全力協助，義無反顧”，“即使赴湯蹈火，我們也樂於從命”。不久，他們就帶領一批“中華共進會”匪徒撲向上海總工會，與工人糾察隊發生摩擦，爲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找到了藉口。
